汉诗:应为直面人生与心灵的黑暗及消除黑暗而写作(一)
——兼述《汉诗》三月诗作印象及其它
一.写在前面:想说、不想再说或不得不说的话
无论我们已为文学或诗歌就其定义、范畴、实质、功能、意义以及方向、未来已作出过多少或正还要努力作出多少次命名、诠释与假设,包括中间过程曾经的多少次流派间的纷争与相互说而不服,及其所引发的一场场或圈子或群众性的激烈或不激烈的“舌战”式“殴斗”,对当今这个时代来言,都是无关痛痒的未入丹田之气的无聊宣言,或力不从心的吆喝,或装腔作势的虚伪疗治,甚至只是在浑沌、蒙昧状态中徒劳无益地演绎了几个野蛮或文明的与嘴巴有关的动词而已。
诸多“文学领袖”写作神话的暗淡与破灭,诗坛“高端傀儡”的衰微与崩溃,一场又一场诗坛文案闹嚷嚷乱哄哄的滑稽丑剧,尤其是一朝接一代的貌似神圣庄严的写作,而其本质与意义却被写作现实一次次野蛮地强奸与消解;所谓的德艺双馨的名作家名诗人(非大作家大诗人),甚至在所谓的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者,撕开其作品被人为而精心制造或强行解构所赋予的文学意义(文本创立、道德与良知、责任与使命、美学功能及其它)的光芒面具,拨开或剔除其在公众平台或个人空间的写作狂言或低语中虚浮或伪饰的部分,我们看到的大多是文学或写作的背面人生的龌龊与人格缺陷、及被高度粉饰了的个私写作目的等残酷的真相,从而铸成了越来越多的人——对当今现代文学或现代汉诗的真实的写作状态及其未来——愈发感到困惑、尴尬甚至绝望的文学或写作现实的黑暗。
就当下的写作而言,诸多作品中,包括被写作者自身在理论上所一贯秉持或张扬的真理般的辽阔与精致,意义能指、诗学见解与精神取向,在现实中却无不是一派真实的谎言——
感性诗歌作品中所反复渲染、缠绵不已的本欲、梦呓、阴暗、冷寂、混乱、怪异、甚至完全个人化了的感觉经验,其与现实中写作者的精神色泽、心理骚动、灵魂亮度非常接近,这一点自不必说;若非如此,则为“病态性”或“伪饰性”写作,因为现代的“诗歌写作”应是写作者心灵真实、自然的“呈现”(当然,绝非照相),至少是非常接近“本质”的“真实”——李白的浪漫也罢,杜甫的沉郁也罢,李商隐的朦胧也罢,李贺的奇诡也罢,王维的山水性情也罢,陶潜的田园心境也罢,郊寒岛瘦也罢……总之,诗歌中的或明或暗、或轻或重、或冷或热、或博大或精微……的情绪或场景,毕竟不是“小说中可任意虚构的世界”;
而与感性诗歌相对而言的所谓“理性诗歌”,其坚定不移一向标榜或精心实验的高度理性——似乎几经升华了的大爱或小情及其意义折光,一但追溯到艺术的遮羞布所笼罩着的现实人生中,却是赤裸裸的信奉“肉体欲望”主义者们的感性呕吐或呻吟(关于此点,我们会想得更远更多,如诸多拍出真善美影视作品之名导吸毒、嫖娼、强奸、抛妻等的私生活,偶像明星爱心大使的贪婪、淫乱,一位三十年教龄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的教师对23个女生的猥亵与强奸,一批又一批跌落马下的老资格高职位的中共党员,等等);在诗中刻意显示或营造出的“宏阔、辽远、胸襟”、“空灵、澄澈、庄佛”、“善良、忧患、悲悯”之境界或心灵家园的诗人或歌者,在人前幕后的生活中,却是心地偏狭、思虑臃塞、尖刻冷酷、利欲熏心、急功近利的凡夫俗子,其开明、宽容、承受或抵抗污浊的免疫力、自制力,甚至连普通的为其百般歧视所不齿的目不识丁的氓汉愚妇也不如。
一句话,我们的写作,一直被积习已久、延续至今的黑暗所笼罩着。
我们在世界的、群体的、个人的、写作的、批评的、尤其是自身的心灵与写作的黑暗中,奔突,徘徊,自怨自艾,自作多情,自作聪明,自我折磨与耗费,并用一星半点狗屎也不如的“XX届XX奖”的“辉煌成就”来颇为自得地安慰与激励自己那颗脆弱又自视为高贵的物质化的心脏。
“看透与想通”,“淡泊与自守”,“澄明与清澈”,“良知与责任”,“宽容与无私”——张口就来,走笔皆是,实际上呢,却他妈不过是些空洞的、虚假的、自欺欺人的汉语词汇,与自己所谓的高尚写作,良知主题的开掘,真善美的形象或人格塑造与诗意美好境界的追求,无丝毫瓜葛与血脉姻联。
浮躁,虚荣与虚伪,言不由衷,精心粉饰,却自视“高尚”——成了我们这个时代从写作或批评行为深处的根部开始滋生、腐烂并在圈子内外无耻蔓延的顽固的暗疾。
——即黑暗中的写作,或写作中的黑暗。
具体说来,我们对所置身其网状结构深处的世界中的“黑暗成份”——所进行的过度的病态的神经知的夸张与放大;对个人的疯狂自恋,及其对个人痛苦所施之于的软弱、精微、矫情、沉湎其中而不能自拔的关注、体察与张扬;对周遭生活和世界给予个人肉体和精神的刺激与伤害,及由此所引发的本能反应(反映)、情绪波澜、意志摇摆、人性与道德的冲突等,未经消化沉淀与净化再造,未进行可能的意义发现与境界提升,而直接地无力地、原始地、懒惰地形成或诉诸于文字;我们对“神圣或美好”、“光明与温暖”、“荣誉与幸福”等未带有任何批评意识和批判自觉的“陶醉、颂扬与讴歌”;我们对于人生苦难与失败等未触及根本症因的反思、内省,及在此背景下而进行的装模作样的的宏大叙事与悲怆主题的驾驭与表达;写作或批评过程或行为中对“技术、技巧”如语感、节奏与情绪”等的过分迷恋与强烈的自我表现、自我欣赏、自我满足等心理;我们为了使表达得到认同,使写作结果得到赞美,使自己走近领奖台或文学史而进行的“伪饰”与“妥协”,及对自己恪守的写作原则不负责任的“消解”甚至毫不脸红的放弃;我们在批评写作或批评行为中对“权威”或自己的“钟情者”、“直接利益相关者”摇着尾巴似的邀宠或惺惺相惜般的“暗送秋波”;为了使自己“脱颖而出”或“一鸣惊人”而进行的“全盘否定”或“标新立异”;……凡此种种,都是我们写作与批评中或浓或淡、或核心或边缘的黑暗。
而这一切,其罪魁祸首是什么呢?
——人性中的黑暗。
而对于现代汉诗来说,不可否认,我们曾经或者说一直在为她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而“奋斗”;从感性与理性,形而上和形而下,从诗学本身开始——甚至一直延伸到写作者个体与人类灵魂的本质及其与社会、人生的整体关联,包括几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原理等,均在不同层面与深度、向度进行了开掘与研究;但问题是,我们总是过多的关注于汉诗本身及写作者技术层面上的思考与尝试,同时,不能将作品中的灵魂亮度与精神空间与现实中真实的自己协调起来,重叠起来;诗歌中所展示或散发、闪耀出的人性光辉与现实人生境界及人性品质有着迢遥的距离,不能基本平行甚至完全相悖。另一方面,就理论探讨与诗歌批评而言,我们总是不从自身开始找问题,不努力更多的关注于自身的局限与黑暗,而一切却都好象在广场、集会与谈判桌上进行;我们诗内诗外的灵魂或精神指针都是一味指向外部的世界,指向它不合理甚至黑暗的部分,反思或觉悟锋芒毕露,但却永远与自身的局限、愚蠢甚至错误无关——自己永远是正确的。即便真的承认了自己的荒谬或失败,也是故作姿态,内心却丝毫未进行清洗、革新或作最基本的再次梳理。我们的勇敢和所谓的智慧亦然,总是代表一个集体或团队、圈子的好恶与意志出发,战斗之后的胜利或溃败,其直接延生的经验与教训永远不曾成为自身成长的一部分。我们即便战胜了外部抵抗势力的野蛮与腐朽,一身成功者的荣耀,被赞美与尊崇的光环笼罩,而实际上却始终被自身的局限与黑暗所葬埋。主义与原则,是衡量与约束除自身之外的外部世界所采用的重量、方向或意义的铁定法码,用于自身利益,则不可避免地大打折扣。一如积习已久、痼癖成疾的文学界、诗歌界的写作与批评。——社会公众或业界,圈内或圈外,内行的或外行的,权威或非权威的,写作的或阅读的……上述个体或人群乃至整个写作与阅读社会,对诗歌与诗歌批评的多年的不信任与决绝诟病,也由此深植其根,难以消解或移除。我们本身也是其中清醒又糊涂的一群。有心拯救诗歌甚至教诲外部心灵,却容许自己虚弱、恬不知耻地苟活、冠冕堂皇地写作及进行所谓专业、客观、学术实则毫无原则与价值、意义的批评。
我们总是言“不为名利,而为理想与责任写作”,而事实上,却陷在“急功近利”的黑暗圈子里,依靠轻车熟路的码字能力和强大而懒惰的写作惯性,在通宵达旦地批量“制造赝品”甚至连自己都不自信的“文字垃圾”;我们向纸刊杂志妥协与“邀宠”,与充斥网络的诗歌或非诗歌的“圈子”们明目张胆地互赠眉眼或投怀送抱,为的是被光荣地“红掉”或被“加精”——放一个屁可以被郑重其事地“红上”,打一声喷嚏可以被不可拒绝的予以“加精”——写作的动力与激情,完全依赖于那些毫无斤两和文学意义的“追捧和恭唯”,那几乎成了止住我们丧失写作使命感与保持写作信心的唯一力量——为发表而写作,为赢得肯定而写作,为得到大奖小奖而写作——虚伪之极,却在各种类型或规格的集会上乃至自己高校的写作课堂上一本正经,正气凛然,斩钉截铁,信誓旦旦。
我们喜欢说,甚至张口闭口地“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实际上,是“批评与反批评”。我们总在多重批评的黑暗或黑暗的批评中往复徘徊。
一是只“批”而无“评”,有“评”而无“论”,有“批评”而无“批判”,有“批判”而无“公理”,有“公理”而无“个性”……;
二是要么一味的褒誉之辞,不见丝毫“反调逆声”,文章刚在网际快车抛出,便在癔想中呼姐唤弟相互提携狂饮烂醉去了;要么以“名气”压人,以“出身”吓人,以“资格”“小”人,对“新生势力”一嘴咬定、一票否决、一棒痛杀,不允许双方有一时半刻的平等对话与耐心交流;要么心怀叵测,煽造“事实”,罗织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将“批评”的动机与意图完全由对“文”或“诗”的关注与分析转嫁到对“作者本人”的人身攻击;
三是批评貌似客观公允、说理缜密、行文从容的批评鸿文,实则隔靴搔痒、背座山打虎——负担过重,不见任何尖锐的锋芒与利飕的刃意,更无轻装上阵后的“童言无忌”、无拘无束与生机活力;更多的批评,则总是围绕作品本身兜圈子,出来进去,条分缕析,面面俱到,细致入微,没有尽最大可能地脱离作品本身的文本或意义辐射的束缚,而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更无多少有价值的新的发现、创建与标领、启示。
……
凡此种种,令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前辈与后继的同道学人为之殚精竭虑所定义或建立的严肃意义上的文学或诗歌批评,在我辈自封的“责任与使命、良知与人文”的写作或批评世界——行动中的思考或思考中的行动中,不仅未有创建性的横向拓展与纵向延伸,相反,却在“恭唯和吹捧”与“谩骂和攻击”的“好心或歹意”的双重地狱里迷乱与狂欢,征伐与疯狂。而在官方或民间的各类媒体上,还自欺欺人地动辄“一片繁荣景象”,呸!
因此,我们就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原谅并接受了愤世嫉俗者们“反神圣”、“反道德”、“反文化”……的种种写作宣言;他们的“低俗”、“肤浅”、“调侃”甚至故意的“无赖”、“反诗性”等,从心理动机与写作主张的角度说,并不是一种真的 “放弃”或彻底”反动”,而是绝望后的“快意报复”与撕毁后的“极端重建”。而写作历史与写作现实尴尬不已的是,恰恰是当年的这一帮“英雄”、“莽汉”或“斗士”,如今亦是不可避免的“重蹈覆辙”,同样步入了列祖列宗的后尘。
——这,也再一次证实,我们的写作或写作中所进行的调整与革新,仍不过是黑暗中的下意识或潜意识的挣扎与破坏,其行动的依据或思想的指南,仍深陷在人性及自身写作的黑暗中。
究其实质,我们的写作或批评,还是为着更多的甚至全部的自身利益。文学史或时代的收益,是“瞎猫无意中拣到了一只死耗子”。当然,这也并非意味着我们应为文学史而写作。我这话不是站在文学史(人类文明史的一部分或一个细节)的背景上而发出的,我指的是我们一向所唱的高调或自我命名的“神圣写作”。这样说,肯定会有不少的我的“敌人”甚至我的朋友异口同声地反对。但说出是我的自由,而死不承认或反对、声讨是大家的权利。然而,事实或真相只有一种结论。否则,就是又一重黑暗。
因此,从本质上说,并非技术、技巧、流派、智力、包括后天的必要训练等——写作或批评本身的因素——在制约着我们的成长与成熟,并影响我们进入写作或批评的光明境界;而人性中的肮脏——这些,我们也许坦荡承认、也声言敢于正视,却始终不能战胜并清除的死守不放的塞满垃圾和污秽的人性黑洞,才是使我们陷入写作或批评的黑暗之纵深地带的罪恶渊薮。(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