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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第二届中国诗歌节的‘一二三四’”
第二届中国诗歌节终于总结出了一个“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出现的场合有两种：一是出现在军人行进过程中的口号——这样的“一二三四”带给我们的感觉是雄性而壮观的，“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二是出现在领导讲话稿中——这样“一二三四”的总结归纳我们在会场听过很多次，烦，但不得不听。第二届中国诗歌节的“一二三四”却让我无法联想，应该归为第二种情况吧，但是，领导讲话稿中的“一二三四”多多少少是理性的总结和归纳，而诗歌节的这个“一二三四”却是感性的，远远大于其理性。
“一个惊喜”却让我一点也惊喜不起来。诗歌节里的诗人们说“我们惊喜的发现，从庙堂到江湖，从著名作家到普通百姓，仍然对诗歌怀着美好的憧憬和真诚的寄托。”这多少是参加这次诗歌节的诗人作家们自欺欺人的一句话。举办这次诗歌节的西安肯定会将场面撑起来，搞得热烈而活跃，隆重开场，胜利闭幕，中间再搞些活动。而这种气氛并不能代表“从著名作家到普通百姓”的大众，也许在西安，有对诗歌怀有美好憧憬与真诚寄托的人，但是，我想也不至于到“惊喜”的地步，还得用“一”来总结归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至到现在），我们不能不看到诗歌处在一个相当尴尬的境界，“诗歌死了”“诗人的翅膀折断了”等等，这样的现象诗人们是心知肚明的。在这次诗歌节开办之前，曾在网上有过一次调查，认为诗歌遭遇危机的占了调查人数的三分之二，应该说，“三分之二”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客观的。面对这样的一个诗歌现状，何来“惊喜”？这份“惊喜”不过是对举办方西安的一种“感激”以及诗人们心里自以为是的对诗歌的一种“平衡”。
“两个发现”中的第一个“发现”让我哑然失笑。“吟咏永远是诗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个用得着“发现”吗？何为“发现”？指以前不知道、没看见或没感觉到的东西，现在知道了、看见了、感觉到了。“吟咏”是在这个诗歌节“发现”的吗？我们的古人尚且知道在学堂里于“摇头晃脑”中感受诗歌的节奏、旋律和魅力。去年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央台就三十年来曾产生过影响的诗歌曾举行了一次朗诵会，那次的诗歌朗诵会让我感叹至今。为什么现在我们的诗歌不能朗诵了呢？非得要在这个诗歌节去“发现”呢？如果这个“发现”真是这次诗歌节的“发现”的话，那么，只能说明一点——我想这也是诗歌现实，那就是我们那些自鸣为“诗人”的人写的诗歌孤僻而生硬，不适合于朗诵，即使朗诵别人也听不懂，许多人写的诗歌反复看几遍也看不懂，更别说朗诵一遍给别人听了。很多时候，诗人们写的“东西”（我使用“东西”这个词，对不起那些诗人们）成为他们孤芳自赏的“玩意儿”（再次对不起）。如果针对这个现象来说，关于诗歌“吟咏”的发现还是有一定意义的。第二个“发现”很好，“80后”的诗人应该好好的提一提，“发现”中提到的三名“80后”诗人中，我认识董玉方，他的诗歌还是有一定潜力的。
“三个困扰”没有必要非得用“三”来概括，其实就是诗歌的“危机”困扰。对于诗歌的危机，我想这次诗歌的那帮诗人作家们也注意到了，否则不会用“三个困扰”来概括。这是好事儿。诗歌的危机应该作为悬挂在我们诗人（同样包括我）头上的一把达摩利斯剑，诗歌节里提及到的“诗歌如何打破危机”“诗歌如何长期受关注”“诗歌的出版，路在何方”等都不足以为“危机”，真正的危机是诗人们自身的危机。窃以为，我们的一些诗人们经常把自己弄丢了，他们不知道他们写诗是为了什么？我经常强调我的一个浅显易懂的观点：诗人们写诗应该像农民伯伯种粮食一样，农民伯伯种的粮食不仅农民可以吃，工人、学生、军人、商人都可以吃，吃了都能汲收到营养；诗人写的诗也应该是精神粮食，不仅诗人自己可以“吃”，工人、学生、军人、商人都可以“吃”，“吃”了都能汲收到“营养”——当然，如何写有营养的诗是诗人们“功力”的问题。如果诗人们能真正做到这一点，什么危机都迎刃而解了。另外，诗人们还得有一定的高度，这种高度也是诗的高度。去年发生“5.12”汶川大地震，诗人梁平先生在第二天深夜为汶川灾区寝食难安，挥笔写下了130余行的诗歌《默哀：为汶川大地震罹难的生命》，写到最后，他居然写下：“作为一个中国诗人/我真的希望，我们的共和国/应该为那些罹难的生命，下半旗致哀”。梁平先生在诗中呼吁为在大地震中罹难的生命下半旗致哀，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后全国上下下半旗致哀，也许与梁平先生的这首诗无关，但从这首诗中，我们不能不看到一个诗人的高度，甚至，一个诗人的伟大。
最后说说“四份期许”。对于诗歌，我既是创作者，又是评论者，我与诗歌节里的诗人作家们一样对诗歌有着许多的期许。下面简单说说我对诗歌节提出的“四个期许”的意见：“期许之一，网络将成为最重要的平台”，甚至说“诗歌未来的发展，也将以网络为主阵地”。这话我不敢苟同。窃以为，如果网络成为了诗歌的主阵地，必会给诗歌带来一场“灾难”——这话有些危言耸听，但却是现实。“汶川地震诗潮”（一直被我称之为第三次群众性诗歌运动）之所以发生在网络，是因为网络的自由性和快捷性，具有其特殊性。像《孩子，快抓住妈妈的手》等脍炙人口的诗歌是第一时间与观众见面的。在这场地震面前，我们需要最快最直接的诗歌，网络是最好的平台。如果将这些汶川诗歌交由纸质媒体刊发后与观众见面，且不说需要从审到编的繁琐过程，还不一定能被编辑赏识刊用。目前我们的一些诗歌刊物和纸质媒体副刊都笼络一批诗人和诗评家组成了一支支文学大军，像《孩子，快抓住妈妈的手》这样的好诗交由当地的日报副刊，我看刊用的机会不大。当人民大众的诗情潮水般涌来时，网络的自由性给了“汶川诗歌”最大限度地“自由”和快捷。而当“诗潮”退去，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网络诗歌的诞生是浮躁的，它的浮躁正是因为其自由性。也有研究者称“网络诗歌”是第三次群众性诗歌运动，这样的说法是不科学的。在网络诗歌论坛，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诗人抱着这样或那样的目的，一天以几首、十几首甚至几十首的速度在网络“生产”和“批发”自己的诗歌，这些诗歌是没有“穿透力”的，就在那场具有特殊性的“汶川地震诗潮”中，也有一半以上的诗歌是浮躁的。这种浮躁是网络的浮躁，诗人是没有能力改变的。所以在我看来，网络会成为诗歌的一个平台，但不能成为主阵地；“期许之二，诗歌与地方文化产业结合”，以达到“双赢”的目的，这个想法很好，但实现起来有难度，我们现在的诗歌拿什么去跟人家“双赢”？非要说有的话，也只有“诗歌”这个招牌了；“期许之三，我们需要代表性的年轻诗人，我们需要诗歌界的‘韩寒’‘郭敬民’”，这个想法很前卫，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一批年轻诗人。但就前面所讲的三位“80后”诗人，要成为诗歌界的“韩寒”“郭敬民”，我看还需要努力，不仅是这些“80后”诗人的努力，还有整个诗歌界、整个社会的努力；“期许之四，通过宣传，让民众重新发现诗歌”，让民众重新发现诗歌不是通过宣传就能达到的。怎么宣传？再搞几届诗歌节，再总结归纳出几个“一二三四”来？如果诗歌节不能从本质上去“发现”，这样的诗歌节再搞几届又有什么作用？要不，再来一次裸体诵诗？只会徒增笑料耳。窃以为，要重新发现诗歌，最起码的一条得搞清楚诗歌是在哪里丢的，哪儿丢的上哪儿去找，这样才能“重新发现诗歌”。
附：
新浪视点：第二届中国诗歌节的“一、二、三、四”
第二届中国诗歌节的大幕终于落下，云集于古都西安的诗人们渐渐离开。盛会之后，诗歌节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这里，我们总结出诗歌节的“一、二、三、四”，请大家看看是否恰当？
一个惊喜
本次诗歌节，我们惊喜的发现，从庙堂到江湖，从著名作家到普通百姓，仍然对诗歌怀着美好的憧憬和真诚的寄托。虽然诗歌已经不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盛大场面，但它仍就是广大文学爱好者心中最美的一片净土。
两个发现
发现之一：吟咏永远是诗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无论是田禾的湖北乡音，还是屠岸的常州音调，亦或雷抒雁、黄亚洲等诸位诗人的朗诵，都让我们更深入的感受到了诗歌中的情怀。
发现之二：80后诗人群体不断发出声音，逐渐登上主流诗坛。肖水，李成恩，董玉方等一批80后的年轻人，必将会为诗歌带来新鲜的气息。
三大困扰
困扰一：诗歌遭遇危机已成网民共识。在我们所作的诗歌节调查中，认为诗歌遭遇危机的网民，占了被调查者的三分之二。危机因何而起，我们要如何打破危机？
困扰二：诗歌如何被长期关注。从去年的“地震诗潮”，到今年的中国诗歌节，诗歌被空前关注，但这些事件结束之后，诗歌又依靠什么被普通公众关注呢？
困扰三：诗歌出版面临挑战。随着出版社体制改革的提速，诗歌出版这种“钱”景不明的行为将越来越受到市场的考验。诗歌出版，路在何方？
四份期许
期许之一：网络将成为诗歌最重要的平台。“地震诗潮”的一大特色，便是网络性。普通民众的诗情，通过网络传递出去，最终形成了一次全国性的诗潮。诗歌未来的发展，也必将以网络为主阵地。
期许之二：诗歌要“与时俱进”。诗歌与地方文化产业的结合，可以为诗歌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双赢有何不可？
期许之三：我们需要代表性的年轻诗人。我们需要诗歌届的“韩寒”、“郭敬明”。
期许之四：通过宣传，让民众重新发现诗歌。诗歌不应该是曲高和寡的东西。诗歌需要推广，诗歌可以愉悦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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