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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年11月20日——30日每晚8：00——11：00。
世间勇士有两种，一种是力的勇士，如荆轲、士兵之流，只需要瞬间的果绝和不怕痛，就能赢得永远的赞叹，这是常人也能做到的，只能算一种小勇；二是思想的勇士，如王充、孔融、李贽之流，他们需要忍受一生的寂寞、误解、谩骂，与既有的秩序作不妥协的斗争，生时无人喝彩，死后背着非圣无法的罪名，这是非常人才能做到的，是一种大勇。毛翰教授虽然目前还没达到这样的高度，但属于后者是无疑的。比如他厌倦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新诗的陈旧僵化，连续撰写了《重编中学语文的新诗篇目刻不容缓》、《陈年皇历看不得──再谈语文教科书的新诗篇目》、《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中学语文教材新诗推荐篇目》，最终为自己赢得了骂声一片。他沉痛地说：“中国从来不乏颂歌，有些人无心于风，无意于雅，专长于颂，许多关于圣恩的颂歌，其肉麻程度简直叫人难为情。”这种与现有秩序的作战，仿佛挑战风车的堂吉可德，失败在所难免，然而勇士会屡败屡战；又仿佛是在荒漠中捕风的人，风是捕不住的，然而勇士不会停下脚步。
勇士们皆不屑与常人为伍，总与常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总是站在远处望着常人们的追逐笑闹，当我们试图接近时，他却迅速逃离，所以我们不能作零距离的观察，所能看到的永远只是一个身影。毛翰勇士亦如此，他写诗，是诗人吗？是的，也不全是；他写歌词，是词作家吗？是的，也不全是；他写学术文章，是学者吗？是的，也不全是。当有学者引他为同道时，他说自己不是学者，是写诗的人；当有诗人引他为同道时，他说自己不是诗人，是词作者；当有作词家引他为同道时，他说自己不是词作家，是学者。
他有意把自己当作任何一个群体中的异己，孤独已深入了他的骨髓，他总是从热闹中读出悲凉，当他脸上微笑时，他的心在流泪，所以才花费二十年时间写出二十四首自杀大全。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谁能明白毛翰的涕泪？“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谁能懂得毛翰的呐喊？谁能读懂大全，谁就理解了毛翰，否则全是白搭。
毛 翰（1955- ），湖北广水人。曾任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主编《中国诗歌年鉴》。现任华侨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点带头人，“诗和歌词的理论与创作”方向硕士生导师。兼任西南大学诗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毛翰教授是名气很大而架子很小的人，是骨头很硬而心地很软的人，如果各位诗友特别是年轻的诗友愿意同他交友，就会真正领略到“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真意，我们可以错过升官的机会，不可错过与思想者交流的机会，我们可以错过发财的机会，不可错过向思想者学习的机会。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多的是官僚和富翁，少的是思想者，当官僚和富翁像秋叶一样纷纷飘落了，思想者会像钻石一样光彩照人。让我引几句叶芝的的诗祝福我们的勇士一路走好——
“对生活，对死亡
投上冷冷的一眼
骑士呵，向前！”
（《在本布尔山下》）
一、勇士的专著
《20世纪中国新诗分类鉴赏大系》《诗美创造学》《歌词创作的原理和方法》《中国周边国家汉诗概览》及诗集《陪你走过这个季节》《天籁如斯》等20余种。发表论文上百篇，多与诗歌有关。
二、勇士的语录
1、我们重庆称年轻漂亮的姑娘为幺妹，他说：“幺妹就是妖媚”。
2、有人发言时称赞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他站起来大声反驳说，“这首诗写于1959年，那时全国饿殍遍野，他却在诗中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他是诗人吗？诗人的良心何在？”
3、在歌厅有人唱《天路》，唱到“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他说：“此句歌词不通，因为边疆也是人间”。
4、在歌厅有人唱了一首颂歌，他说：“我辈歌唱，总不曾向你表白；御用文人跪着写，我们不！”
5、闻一多的格律诗《死水》，是鼎鼎有名的，他说：“我不喜欢这种刀切模铸的豆腐干体，《死水》，《死水》，有点死，有点水。”
6、他是这样给诗下的定义：“豆浆是散文诗，豆花是自由诗，豆腐是半格律诗，豆干是格律诗，臭豆腐是段子、黄段子”。
7、因不满于李银河整日唠叨着同性恋，他说：“同性恋过时了，人兽恋开始了”。
8、他认为教师节的日期有问题：“9月10日，没名堂没文化的教师节”。
9、他这样评价千百年被人称颂的才女谢道韫：“咏絮之才，其实是庸才”。
三、勇士的诗词
1、伊 人
伊人伊人在水一方
从春到夏蒹葭苍苍
道路总是曲折漫长
伊人总是青春偶像
啊，伊人
月儿已被流水漂白
你的美丽让我忧伤
伊人伊人在水一方
从秋到冬白露为霜
箫声总是如泣如诉
伊人总是国色天香
啊，伊人
雁字已经飘零南天
你在风中不要着凉
2、归字谣
寄你一枝二月兰，
二月兰乡是家园。
山中的杜鹃水边的燕，
相问游子何时还?
寄你一枝湘妃竹，
湘妃夜夜歌如哭。
五月的龙舟六月的浪，
湘妃望断天涯路。
寄你一枝重阳菊，
重阳最是伤心日。
老父的白发老母的泪，
不孝的儿女长别离。
寄你一枝陇头梅，
梅花三弄雪花飞。
又是一年风光老，
天涯游子你归不归?
3、预约情缘
预约一段情，预约一段缘
预约一段情缘在春天
春天的风轻柔，春天的雨缠绵
风里雨里谁撑一把伞
预约一段情，预约一段缘
预约一段情缘在秋天
秋天的月儿白，秋天的云儿淡
云里月里是谁的一双眼
轻敲几个键
敲动了谁的心弦
一串铃儿响
是谁把我呼唤
人生有几分真
人生有几分幻
有一种境界
在真与幻之间
4、故乡的小桥
故乡有一座青石小桥，
不知是哪朝哪代建造。
小桥像先民一样朴实，
小桥像岁月一样古老。
每当我从小桥上走过，
就走进故乡亲切的怀抱。
今年回乡不见了小桥，
小桥已被乡亲们拆掉。
一座新桥飞跨河水，
连接两岸新修的大道。
拖拉机不懂游子的心思，
卷着尘土在桥上奔跑。
故乡呀故乡从历史走来，
总想把新的时代拥抱；
游子呀游子向故乡走去，
却不能忘记那青石小桥。
5、空山鸟语
清晨在空山听鸟语
仿佛听到了神谕
神说大地要有诗情
大地便有了一派新绿
黄昏在空山听鸟语
仿佛听到了神曲
神说天空要有安宁
天空便呈现一盘棋局
人间有太多的浮躁
人心有太多的空虚
误读了人生多少年
今日在空山听鸟语
6、庄周梦蝶
庄周我梦见了一只蝴蝶，
庄周就是那梦中的蝶。
世俗的烦恼解脱后，
生命真是一份好感觉。
蝶儿翩舞在梦境中，
已记不起庄周为何方的客。
可惜美梦不长久，
尘网依旧千千结。
我不知道我是谁了，
谁正躺在这个黑夜。
究竟是蝴蝶梦庄周，
还是庄周梦蝴蝶？
庄周与蝴蝶应有缘，
蝴蝶与庄周也有别。
大道化育了天和地，
万物都在其中相约。
这亦真亦幻的存在里，
你分不清你流落在哪个世界。
7、有女同舟
是曾照过文君、昭君的那弯月吗
你的名字就是一首诗
月华穿过千年古意
又镀亮我这金秋的梦旅
在甲板上，我猜你的身分
影星、模特儿、导游小姐
你都摇头
那你是从江心跃出的美人鱼吗
你笑了，对我透露了你的秘密
包括芳龄和初恋的失意
感伤时你含泪的眼睛勇敢地
望着我，一个天涯浪子
也失态地对视着，半小时前
还素不相识的南国少女
江岸，延绵百里的奇峰绝壁
偶尔点缀着岩羊、农舍
云雾间的传说
总显得苍老而迷离
你说，我们唱歌吧
于是你抱来厚厚的南国歌谣
一页一页，在船舱
让我沉醉于不知何方仙乡软语
多好哇，这只有一个听众的
独唱音乐会，多好哇
这峡江之行，一个凄美的逃逸
临别，你留下电话号码
提醒我，不要让一个女孩儿
消失在她那座多雾的城市
当船儿抵达终点码头
无奈的航程便化作一支旋律
那旋律憔悴在秋风中
是如此的娇弱无助
她自己还需要有人搀扶呢
人间的忧伤
她怎能搀得起
8、太阳雨
太阳雨，太阳雨
太阳下面飘着雨
天空此刻分外地蓝
大地此刻分外地绿
绿茵展开一幅画
画中浮现一个少女
赤脚跑在阳光下
仰着脸儿张望着雨
太阳雨，太阳雨
太阳下面飘着雨
飘洒着欢乐飘洒着笑
飘洒着一支梦幻曲
女孩儿手中一把伞
不遮太阳不遮雨
任阳光落在发梢上
雨点落在酒窝里
太阳雨，太阳雨
太阳下面飘着雨
阳光本是开心的笑
笑出了泪水便是雨
太阳雨中飘彩虹
太阳雨下是花季
花季少女不知愁
淡淡的忧伤也美丽
9、致友人
其一：如果有一个结局
如果有一个结局无法逃避
你要承认那是命
如果有一个结局无法拒绝
你要相信那是缘
如果有一个结局如期而至
你要说那是造化
如果有一个结局不期而遇
你要说那是天意
如果有一个结局无法改变
你不妨袖手旁观
如果有一个结局即将来临
你应该顺其自然
其二：每一片绿叶
每一片绿叶
都有权会晤阳光
每一块石头
都可能成为雕像
生命对所有人
都只有一次
同一片蓝天下
何必抱怨冷雨凄霜
忘掉烦恼吧
像忘掉一朵漂逝的萍
只有你自己
能把握自己的手相
10、远方的信
鸽子已经中弹
鲜血染红了
晚霞
信笺上
许多娟秀的字迹
都被枪声震落
化作明明灭灭的流萤
流落天涯
再也找不到家
11、《自杀方式大全（24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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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车
我无力扭转命运的列车
但决不能继续
这与目的地背道而驰的
旅行
自焚
五内俱焚之后
火势
便不可遏止地
蔓延出来
沉湖
我别无所求
只想在这片死水里
激起一迭美丽的波澜
尽管这一切
很快又会归于平静
手枪
洞穿这花岗岩的禁锢
让灵魂出来
放放风
饮鸩
谢主隆恩
饮下这壶御赐的美酒
我便永远陶醉
在幸福中了
自刎
沉甸甸的思想
该收割了
吞金
不是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吗
把今生剩余的所有光阴
折算成这方寸之金
一次性消费
果然受用多了
上吊
让一个圈套如愿以偿
让其他所有的圈套
永远落空
（以上八首写于1990年初，题为《自杀的八种方式》）
安眠药
不安的灵魂呀
你让世界不安了很久
安眠吧安眠吧
你安眠了
世界才好安眠
2009-10-26
割腕
你这个没血性的世界
让我来给你输点血
2009-10-26
服毒
我心底早已是毒草丛生
就让其毒性
来得更剧烈些吧
2009-10-27
跳楼
一脚蹬开这伪崇高
让青春与大地
撞个满怀
2009-10-27
跳窗
把空虚留给空虚
把无聊留给无聊
我且破窗而出
夺路而逃
2009-10-27
卧轨
结局正呼啸而来
结局已不可更改
意志不能被本能出卖
快哉快哉
2009-10-27
撞墙
就算撞不开那堵墙
我也要用刺眼的血色
破坏那墙面的
粉饰
2009-10-27
投江
逝者如斯
我且做个如斯逝者
看川上
年年诗云子曰
鹤舞婵娟
2009-10-28
投井
悄悄地我投入
不惊起一丝叹惋
这世界依旧
秩序井然
2009-10-28
绝食
悲哀难以下咽
痛苦难以下咽
希望又不能果腹
我听命于天
2009-10-28
触电
与其触怒天庭
被雷电劈死
不如主动伸出手
接受和谐
2009-10-28
撞车
你按你的规则行车
我照我的牌理出牌
手不要发抖
脚不要乱来
请让我打出这最后的
精彩
2009-10-28
瓦斯
受尽天下难受之气
恨遍世间可恨之人
2009-10-28
跳崖
日暮飞瀑
夜半流星
溅起思想透辟的风
2009-10-28
咬舌
一世辛苦备尝
什么也不必再说
天地无言
神仙无语
泰山沉默
2009-10-30
切腹
诗书苦我
经纶累我
牢骚误我
我今与你们各自天涯
就此别过
2009-10-30
【附记】
拙作《自杀的八种方式》写于1990年初，圈内外有所流传。世纪之交，我卷入一场诗教论战，对方有一篇檄文，居然题为《〈星星〉的蚍蜉与毛翰的第九种自杀》（载《芙蓉》2000年1期），指我胆敢诋毁贺敬之等人的诗，乃是自取灭亡，是我自杀的八种方式之外的第九种。令人啼笑皆非。
我无意欣赏自杀之美，也不当那是行为艺术，我只是试图以关于自杀的一组意象，表现种种冷色调的人生情怀。这里抒写的，不是一般厌世者的自杀，而是思想者的自杀，理想主义的自杀，屈原式的自杀。还盼诸君不要误读。如果有人轻生，说是受了这诗的蛊惑，恕在下概不负责！
近日偶得灵感，续完自杀的其它各种主要方式，计十六首，与之前的八首合为一辑，欢迎朋友们指教！
12、生命的软弱部分
（１）
人海茫茫
尽是陌路
置身闹市
备尝孤独
谁会回眸一笑
做我红颜知己
谁会与我干杯
从此情同手足
让惆怅挽起惆怅
让苦楚慰藉苦楚
长路漫漫最怕形单影只
旅人需要相互搀扶
（２）
倾诉你的寂寞
你便不再寂寞
倾听我的无助
我将不再无助
心灵渴望交流
何必固守城府
人生应该相濡以沫
无情未必就是丈夫
莫道孤高是帅
莫道冷峻是酷
蜕去坚硬的盔甲
情感是一种软体动物
（３）
青春且慢成熟
童心且慢世故
世间哪有那幺多陷阱
不要让怯懦将阳光辜负
一个真诚的微笑
即已冰释前嫌
人活着都不容易
还是把嫉恨换成祝福
拨通一条情感热线
另一端早已有人守侯
摁响一个音乐门铃
就走进一间咖啡小屋
４
如果不得不在角色里绷着
把硬汉的台词一千遍重复
也不妨偶尔卸妆之后
拥一知己失声痛哭
心灵有约的日子
便是心灵的节日
让缘分擦肩而过
何异于暴殄天物
缘分是一只调皮的兔
不会撞你枯槁的树
独坐心灵的荒原
所有的柔情都不会光顾
《读书》1999.2瓦当《为了生命中最软弱的部分》读后草
13、入世的中国
出世久矣
中国终于转过身来
一个入世动作的完成
让我们自己感动
也让世界为之瞩目
中国出世在何年
今已无考
但张骞通西域
玄奘使天竺
郑和下西洋
那时，中国是不曾出世的
驼队 商旅
青瓷 胡姬
一条飘逸的丝绸路
曾让中国与世界亲密接触
待天朝大国自高自大
实则缺乏自信
从而闭关自守
中国便留下一个背影
从世界萧然而出
出世的中国自视为一枝梅
怀抱暗香，迥然出尘
不屑与群芳争艳
出世的中国自视为一只凤
栖于卿云，吟于昆仑
不肯与凡鸟为伍
是月下独鸣的箫
是世外独步的舞
是独标格调的画
是独得神韵的书
出世的中国
沉醉在一派玄妙的诗境里
宁要仙家的草寓目
不要世俗的苗果腹
出世久矣
中国渐感孤独
孤独的中国
重新打量一条入世的路
入世的中国当然明白
这尘世喧嚣纷扰
一经进入
怕再也不能免俗
怕不免某种不起于青萍之末
却起于金融街的风暴来袭
怕不免某种不起于道德经
却起于超市的危机四伏
且不能凭一时好恶
拒绝通行的游戏规则
且不能重筑关隘
保护自家的偏狭和落伍
世界已是一个村落
中国岂能是这村外孤悬的洞府
世界已是一张网络
中国岂能是这网外孤悬的蜘蛛
中国再不能置身桃花源
在淳朴清冷贫寒落寞中
自得于某种精神节操
数落化外之邦灯红酒绿人心不古
新世纪伊始
中国终于入世
可以想见那磨合的艰难
可以想见那竞争的残酷
但我们已经别无选择
世界是人类共同的世界
我们无法背弃只有加入
加入这世界
从而分享这世界所有的机遇
加入这时代
从而分担这时代所有的痛苦
十五年
漫长的入世谈判终于结束
卷帙浩繁的约法
铺垫出一条入世的路
入世，入世
入世该是中国的节日吧
让我们谨慎地欢呼
让我们低调地庆祝
让我们向世界致意
让我们为中国祈福
2001.11.10中国入世日
四、勇士的檄文
1、9月10日，没名堂没文化的教师节
1986年，中国大陆好不容易恢复了教师节，却把这个日子定在一个完全没名堂的9月10日。
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教师节，以及美国加州的教师节，马来西亚的教师节，中国台湾和香港的教师节，都是定在孔子诞辰日9月28日。
9月10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把这一天定为中国的教师节，没有任何出典，没有任何依据。如果一定要说它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彰显着制定和受用这个日子的人们的没品位没文化！
已有学者著文，已有政协委员递交提案，呼吁把教师节改回9月28日孔子诞辰日了。那理由极为雄辩：孔子是万世师表，是整个华夏民族乃至全世界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连世界教科文组织都把世界教师节定为孔子诞辰日，孔子所在的中国的教师节却避开这一天，另择一个什么都不是的日子，简直不可思议，也愚不可及！
然而，有关当局至今不予理睬。
明知教师节定在没名堂的9月10日，而不是孔子诞辰的9月28日，殊为不妥，却硬是不改，还说什么定9月10日为教师节已有20年，已经深入人心，约定俗成，不能随意更改。简直是颟顸无理！20年就约定俗成不能更改了？人民公社成立了20年还解散了呢！右派帽子戴了20年还摘了呢！中国人脑门后面的满清式的小辫子长了200多年，早已经“深入人心”“约定俗成”，还咔嚓一刀，剪了呢！
故意避开昔日中华民国、今日台湾的教师节，特地标新立异吗？不必了吧，两个时代两个地区还同样过着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等呢，为什么唯有教师节不能共享？同为中国人，让台湾独享万世师表孔子诞辰教师节，自己却去胡乱找一个日子猫着，难道不是自我矮化、野化、没文化吗？
1986年，中国大陆恢复教师节之时，经历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孔子大概还没有完全缓过劲来，教师节的提议还须刻意与前朝及前朝残余势力划清界线，于是弄了个不伦不类的9月10日。时间又过去了20年，今天还得恪守那有形无形的禁忌吗？
（至于孔子诞辰日是不是一定在9月28日，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的教师节一定要在万世师表孔子诞辰日，与世界教师节保持一致。）
2、同性恋过时了，人兽恋开始了
李银河女士孀居多年，闲来无事，专门研究性问题。去年曾把一个《同性恋婚姻提案》弄到全国政协会议上，国人侧目。后来又多次发表支持同性恋的言论，颇见癖好。
其实，同性恋者要求合法结婚，这一话题毫无新意，西方人玩了好多年了，游行呀，示威呀，请愿呀，静坐呀，同性恋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还成了澳大利亚的一大景观，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的眼球，有利于增加旅游收入，该国的财政部门正偷着乐呢。
同性恋在咱们中国也不新鲜，历来都有。不过，以前不叫同性恋。叫什么？我特地去请教过几位前辈。哦，原来叫“屁精”，大概是指男同性恋者，跟屁眼、肛交什么的有关。至于女的同性恋者，在中国过去叫什么，还不知道，待考。
现在闹什么《同性恋婚姻提案》，跟在洋鬼子屁股后面瞎嚷嚷，实在没什么劲。以我拙见，咱们要玩就玩点新鲜的，时尚的，原创的，独出心裁的，外国人没有玩过的。不要像中国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文艺学家们那么没出息，一点原创性都没有，老在那里贩卖西方理论，糊弄国人。
各位：咱们就来个跨越式发展，来一个人兽恋合法化，也学李女士的样儿，弄一份《人兽恋婚姻提案》提交全国政协，大家看如何？
这可不是瞎胡闹，人兽恋，譬如人猪恋、人狗恋、人驴恋……也都是大有恋头的，古已有之的，毛片上还演过的。既然一个男人可以爱另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可以交另一个女人，那么，一个男人或女人当然也有权利去ML，与一头猪、一条狗或一匹驴！
从前，我插队的时候，听说农村人民公社里，有社员无妻，爱上了他御使的一头母牛。一日耕田，傍晚收工，趁天色昏暗，做了爱做的事。不巧被人发现，告发了。次日，社里召开批判会，找不到合适的罪名，就指控他残害耕牛，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战略部署。这当然是文革极左时代整人的荒唐事。如今，时代不同了，同性恋，人兽恋，都可以堂堂正正地搞起来了。
人兽恋，这首先是人的一方的权利，社会应该承认并尊重这种权利，就像承认和尊重同性恋的权利一样。其次，这也是动物的权利。不是众生平等吗？不是有那么多动物保护组织年复一年地在那里呼吁保护动物权益吗？这动物的权益也应该包括它们与人类恋爱结婚乃至生仔的权益吧。
如今，有那么多太太、小姐青春寂寞，热衷于养藏獒、狼狗之类，名曰宠物。你以为她（它）们之间就没有一点异样的感觉吗？你以为它们只是宠物，一点都不是男宠吗？你以为那些热衷于养宠物的太太小姐们，一点也不像同性恋者，渴望一份人兽之间的合法爱情和婚姻吗？
所以，经过反复思考，小心求证，我准备步李女士的后尘，弄一份《人兽恋婚姻提案》提交全国政协。诸君有赞同的，请附议。
3、咏絮之才，其实是庸才
咏絮之才，人所乐道。夸人有才，尤其是夸女子有才，有诗才，便许以“咏絮之才”。《红楼梦》第五回的“金陵十二钗正册判词”，便以“堪怜咏絮才”称许林黛玉。
据《世说新语•言语》记载：“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谢太傅，即谢安，东晋孝武帝时为相，淝水之战大破苻秦，卒后赠太傅。内集，家人聚会。儿女，此处泛指子侄。胡儿，即谢安二兄谢据的长子谢朗，小名胡儿。兄女，指谢安长兄谢奕（字无奕）之女谢道韫，嫁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为妻。
《晋书•王凝之妻谢氏传》也记载了此事：“王凝之妻谢道韫，聪明有才辩。尝内集，雪骤下，叔谢安曰：‘何所拟也？’安兄子朗曰：‘撒盐空中差可拟。’道韫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安大悦，众承许之。”
于是，人们便津津乐道，“咏絮之才”便享誉千载，至今不衰。然而，“柳絮因风”这一句究竟有什么妙处呢？它比“撒盐空中”究竟高明多少呢？同样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比喻，既没有状难状之景如在目前，也不曾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既不见难摹之美，也不存难达之诂，怎么就被古往今来的人们如此推崇呢？
想来，人们对“柳絮因风”的赞赏，在于其喻雪的得体。其实，飞絮是比喻，撒盐也是比喻。以撒盐比拟下雪，固然笨拙；以风吹柳絮喻之，也好不到哪里去。细较起来，雪有两种，雪花和雪籽，雪花为六边形结晶体，雪籽为颗粒状结晶体（也称“霰”）。“撒盐空中差可拟”，拟的可能是雪籽；“未若柳絮因风起”，拟的应该是雪花。而公元四世纪的那个冬日南京城所下的雪，如果是雪花，则谢道韫略胜一筹；如果是雪籽，则“柳絮因风”还不如“撒盐空中”。
写到这里，笔者心中不大有底，翻阅历代诗话，发现南宋诗人陈善所著的《扪虱新话》早已论及这一点：
“撒盐空中”，此米雪也，“柳絮因风”，此鹅毛雪也，然当时但以道韫之语为工。予谓《诗》云：“如彼雨雪，先集维霰。”“霰”即今所谓米雪耳。乃知谢氏二句，当各有所谓，固未可优劣论也。
陈善找到了一个依据，就是《诗经》的描写，下雪，先下霰。（“雨雪”不是“雨”和“雪”，而是“下雪”。凡从天散落皆曰“雨”，如“天雨粟”。）他还对苏轼的“柳絮才高不道盐”的断语颇不以为然，“此是且图对偶亲切耳”。“柳絮才高不道盐”的上句是“渔蓑句好应须画”，陈善认为，这只是为对仗顺手而造句。陈善此言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同是这位东坡先生，在他另一首《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诗中却说：“乞得汤休奇绝句，始知盐絮是陈言。”
在当时的语境中，“撒盐空中”可能并不像今人感觉的这么差。今人会觉得“撒盐”这一语象过于突兀，没名堂，谁见过闲来无事往空中撒盐的呢！但在晋代，“撒盐”可能是一种常见的风俗。直到今天，中国的一些地方还有着这一风俗的残余，例如，在闽南及潮汕一带，迎亲时要在沿途撒盐撒米，以敬神、驱邪。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韩国、日本，至今还会在一些场合撒盐，以去除霉运、驱赶鬼魅。
就算我们不去钻这个牛角尖，不去分辨雪与霰，即雪花与雪籽，即鹅毛雪与米雪二者的区别，不去比较飞絮与撒盐之喻二者的优劣，而承认飞絮胜出，飞絮之喻的艺术得分也不会很高。
然而，历来的人们还是很少质疑咏絮之才的艺术成色，谢家咏雪总被作为一件雅事传扬着。唐人张泌《碧户》诗云：“咏絮知难敌，伤春不易裁。”徐凝《喜雪》诗云：“长爱谢家能咏雪，今朝见雪亦狂歌。”
从来雪与诗有缘，与诗家的灵感灵气有缘。风花雪月，便有雪。阳春白雪，便有雪。唐人郑綮时负诗名，官至丞相，人问：“相国近有新诗否？”他回答道：“诗思在灞桥雪中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
论及咏雪诗，就不能不提到唐人张打油《咏雪》：“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这种俚俗、浅白、诙谐，有时还不无讥讽的诗，便以它的创始人的名字命名。不要小瞧了打油诗，它脱雅从俗，以俗为雅，大俗从而大雅，其艺术魅力往往是一些雅诗所难以企及的。当年谢安问：“白雪纷纷何所似？”如果张打油也在雅集现场，他大概会回答：“黄狗变白差可拟。”张打油的妹妹大概会回答：“未若白狗身肿起。”
宋朝哲宗赵煦病中易怒，宗室有一位名叫滔大使的擅长搞笑之诗，一日大雪，赵煦问他有什么新作，他脱口而出两句：“谁把鹅毛空处挦，玉皇大帝卖私盐。”这是谢家盐絮的变种。
冯梦龙《笑史》记载，明代有一个陆诗伯，仿张打油作《雪诗》一首：“大雪洋洋下，柴米都涨价，板凳当柴烧，吓得床儿怕。”深得打油三昧。
以打油诗风格咏雪的，还有一首名作：“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六片七片八九片，飞入芦花都不见。”一而再、再而三地装傻，最后却以相声抖包袱的手法，抖出一个妙句，收拢全篇。此诗作者不详，附会到名人头上，一说是明代的唐伯虎，一说是清代的郑板桥，一说是乾隆皇帝吟出前三句，纪晓岚或沈德潜接了最后一句。
余论古今雪诗，唯羊孚一赞，及陶渊明“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及祖咏“终南阴岭秀”一篇，右丞“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闲”、韦左司“门对寒流雪满山”句最佳。若柳子厚“千山鸟飞绝”，已不免俗；降而郑谷之“乱飘僧舍”、“密洒歌楼”，益俗下欲呕。
这是清人王士禛《渔洋诗话》品评历代咏雪诗。被他列为“最佳”的，计有：东晋羊孚的《雪赞》：“资清以化，乘气以霏。遇象能鲜，即洁成晖。”这可看作一首四言短诗，着力为雪写神。陶渊明的一联着意传达雪落无声的轻灵意态，出自其《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全诗二十句，与雪有关的四句是：“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祖咏的《终南望余雪》是一篇公认的咏雪佳作。王维（官至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的一联出自其《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寒更传晓箭，清镜览衰颜。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闲。借问袁安舍，翛然尚闭关。”韦应物的一句出自其《休暇日访王侍御不遇》：“九日驱驰一日闲，寻君不遇又空还。怪来诗思清人骨，门对寒流雪满山。”
王士禛论诗，一向标榜“神韵”，对于咏雪诗的褒贬取舍，亦见其审美趣味。当然也不免偏颇。晚唐郑谷《雪中偶题》：“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此诗或许失之刻意，有意脱俗却难脱其俗，贬一回也罢。而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被指为“已不免俗”，被排斥在“最佳”之外，则大可商榷了。
依我拙见，如果以境界论，且以豪放、壮阔等标准衡量，我们则完全可以作另外的选择，如“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如“江山不夜月千里，天地无私玉万家”。如果以风格论，且以诙谐俚俗计，则不能少了张打油。其他，如元代吴澄《咏雪》也是可以入围的：“腊转鸿钧岁已残，东风剪水下天坛。剩添吴楚千江水，压倒秦淮万里山。风竹婆娑银凤舞，云松偃蹇玉龙寒。不知天上谁横笛，吹落琼花满世间。”唯其“水”字两出，留下了一处破绽。
“自古最先标瑞牒，有谁轻拟比杨花？”如果一个人诗思枯涩，强赋其雪，倒可能沦落为“咏絮之才”了。例如，晚唐李商隐才纵一世，才拙一时，其《对雪二首》，先是“柳絮章台街里飞”，又是“轻于柳絮重于霜”，真不免“咏絮”之讥了。也许是诗人一时慵懒，敷衍成篇，所谓“何苦尖叉寻恶韵，且随盐絮作陈言”。
还是宋人张耒痛快，其《和苏适春雪八首》说：“撒盐飞絮浑粗俗，尽拨尘言赋好诗。”
这样看来，谢氏叔侄的《咏雪联句》艺术水准虽不足道，却是中国第一首专事咏雪的诗。“咏絮之才”虽不足道，却不是咏者的错，而是盲目喝彩者的错。
5、关于陈年皇历，答陈年诸公
痛感中学语文新诗选目的陈旧僵化，近年，我三草其文直抒拙见。先是《重编中学语文的新诗篇目刻不容缓》，见《诗神》1998年9月号，《南方周末》转载。其次是《陈年皇历看不得──再谈语文教科书的新诗篇目》，参与《星星》“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的讨论，见该刊1999年4月号。三是《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中学语文教材新诗推荐篇目》，见1999年10月号《星星》和《语文学习》。
现行中学语文所选新诗12首是：郭沫若《天上的街市》、艾青《给乌兰诺娃》《大堰河，我的保姆》、臧克家《有的人》、田间《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公刘《致黄浦江》、贺敬之《桂林山水歌》《回延安》、柯岩《周总理，你在哪里？》、郭小川《青纱帐──甘蔗林》、流沙河《就是那一只蟋蟀》、舒婷《致橡树》。此前有的版本也选何其芳《我为少男少女歌唱》、臧克家《老马》、贺敬之《三门峡──梳妆台》等。
我的拙见有三：（一）编者缺乏审美眼光。如《天上的街市》质地平平，远非郭沫若的代表作；《给乌兰诺娃》可谓艾青的败笔，选这一首，简直是出诗人的洋相；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不如他的成名作《草木篇》。（二）作品陈旧或有问题。如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篇末标注“1959年7月，旧稿 1961年8月，整理”，适逢三年饥荒；郭小川的《青纱帐──甘蔗林》写于阶级斗争年年月月天天讲的年头，如今读来，也不免有昨日黄花之感；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的构思，则与60年代的一首悼念英烈的诗如出一辙。（三）有的诗作或许不错，但20世纪中国新诗有更多更好的篇章，可以取而代之。我的感慨是，教材的编选还受着左的思想禁锢，过于强调作品的思想性（包括假大空和粉饰太平），轻视艺术性。过于注重诗外因素，如作者的身分地位，轻视诗本身。我以为，应该明确这样一个原则：教科书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为诗人、诗史服务的；是教科书选诗，不是诗摊派于教科书。不能把最好的作品选入教材，是编者的失职；让质地粗劣之作充当教材，则是读者与诗的双重悲哀。
我推荐的20首新诗是：刘大白《旧梦之群（三十六）》、何其芳《花环》、穆旦《森林之魅》、绿原《诗人》、流沙河《草木篇》、曾卓《我遥望》、余光中《乡愁》、黄雍廉《唐人街》、周涛《野马群》、傅天琳《梦话》、张新泉《渔人》、顾城《我总觉得》、许德民《紫色的海星星》、杨然《中秋月》、徐鲁《早安，朋友》、洛兵《晚钟》、丁可《农民老魏》、陆俏梅《南方唱给北方的情歌》，包括现行教材所选新诗建议保留的两首：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舒婷《致橡树》。
拙文《陈年皇历看不得》等发表后反响强烈，一边是声援和喝彩，一边是指责和斥骂。我虽心地坦然，但面对指斥者僵化的思维定式，有意无意的曲解，和意气用事的行文，毕竟不能一笑了之。今得友人撺掇，且重读诸公论战文章，择要作答，重申一些本来简单明了的事实和道理，澄清是非，以正视听。
一、答胡笳先生
胡笳先生第一个出场，声讨我的谬见。他的《读毛翰〈陈年皇历看不得〉有感》，载《星星》1999年6月号。他坚持认为陈年皇历看得，不仅看得，而且非看不可，不看不行。他举例说，他的一位友人乔迁新居，家具、电器全部焕然一新，偏是印着球星乔丹照片的一本陈年挂历不忍割舍，继续盘踞其新居墙面，“我儿子见他一眼，多吃一碗饭。”
我原以为我的“皇历论”言之凿凿，无可辩驳，见有人对之“有感”，就以为是有同感，待拜读其文，知是不同之感，便想见识见识他是如何施展辩才的。如今大学生论辩很是时髦，辩论赛事风靡亚洲，风靡中国，但我对这类论辩一向不以为然，觉得那只是一些舌辩游戏，有如蜀国高人调侃东吴来使“天有耳乎”、“天有姓乎”之类。论辩双方抽签选题，选得正题便是正方，选得反题便是反方，全无理念、是非可言。关于陈年皇历的论辩则不同了，这是一个严肃的论题，关系到“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以致自称近乎“夕阳红”的胡笳先生也表示“岂能不予关注？”不过作为“对方辩友”，胡笳先生的驳论水准却让我失望。
胡先生以为乔丹的老照片与其主人一道乔迁新居，就足以证明陈年皇历并非看不得，而且据说“缺了乔丹这样的正宗，我们父子连新赛季都懒得看了”。我想提醒胡先生，您是不是弄搅了，乔丹的老照片，是我所指的陈年皇历吗？拙文说“本世纪中国新诗有一首一尾两个高潮，近20年的辉煌成就，已使此前一些年头的作品相形见绌，某些流派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改革开放前流行的那种颂歌和战歌，大多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陈年皇历”是一个特指，并非简单地以时间划线，我想我已经表述清楚了，是不大容易搅浑的。在球迷那里，球星乔丹风采依然，显然不能算是陈年皇历。当今中国，应该算作陈年皇历的是另一类，譬如“李进同志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当年那张庐山仙人洞的照片真真是无限风光，想必也曾在胡笳先生旧居的墙面上盘踞过吧，那何止如今日乔丹，“见他一眼，多吃一碗饭”？见了她，还会凭添许多幸福感和革命斗志，还会浑身上下热血沸腾，生出许多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作斗争的邪劲呢！不知胡笳先生及其朋友的宽敞明亮的新居里，是否至今还虎踞龙盘着这幅皇历？缺了这样的“正宗”，“新赛季”还有什么看头呢？
关于贺、柯的诗，胡笳先生的辩护是苍白无力的。关于《桂林山水歌》，胡文仅仅是在复述了我的一些论点之后感慨道：“贺敬之是否‘真正的诗人’都值得一问了。”这叫什么辩护？贺敬之也是人不是神，是否真正的诗人，问问何妨？在饿殍遍野、万马齐喑的1959-1961年， 面对着祖国人民遭受的如此巨大的灾难竟视而不见，毫无感触，仍然扯着嗓子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这样的诗人是不是真正的诗人，难道不可以问一问吗？要是如此粉饰太平逃避现实的欺世之作的作者也能算作真正的诗人，那心忧天下、魂系苍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是什么呢？胡笳先生说：“不过，毛翰敢说，我不敢信。”过奖了，毛翰也是憋了好长时间不敢说的，棍子、帽子、辫子、鞋子还有局子什么的五子登科的滋味恐怕是不大好受的，殷鉴未远，难免余悸。否则，知识界对类似的杨朔式散文早有批评，为何一直不大波及诗坛当年几位大腕？
至于《周总.理，你在哪里》，胡说，这首诗与王洪涛先生的《莉莉──写给在抗战中牺牲的小女儿》只有一句“你在哪里”相同，这也怪了。1963年版的《莉莉》，其抒情主人公先后对着高山、丛林、河流问：“我的莉莉，她在哪里？”石头、树木、水滴分别回答，“莉莉，在我这里”；1977版的《周总.理，你在哪里》，其抒情主人公先后对着高山、大地、森林、大海喊：“周总.理──”山谷、大地、松涛、海浪分别回答：“他刚离去，他刚离去……”两首诗的构思和篇章结构都很相似，怎么说只有一句相同？况且，即使没有王洪涛先生的《莉莉》在前，《周总.理，你在哪里》的思想、艺术成色也不怎么样，也根本值不得作为经典作品灌输给中学生。据说牛汉先生主编这半个世纪的中国诗选时，就坚决拒绝选《周总.理，你在哪里》，想必牛汉先生德高望重，作为选家，不会像毛翰之流乱来吧。
胡笳先生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有感》一文先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迂回曲折，离题万里，着意夸耀他自己的那把《伞》，说是“1983年苏联出版的《中国诗选》，仅译介36家中国诗人佳作就有这首《伞》”。这真是可喜可贺，由俄国人排定的中国诗坛梁山泊英雄座次，胡先生已是三十六颗天罡星之一了，早该锣鼓喧天，广而告之，中国人编自家诗选也早该“走俄国人的路”了！何况还不止是墙内开花墙外香，还有“吕进教授为其圈点写进诗话，推崇之余……”云云。不过，这种有了一点成绩“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毛主.席语录）的作派，在初涉诗坛的少男少女尚情有可原，在年届“夕阳红”的胡先生则不免有点贻笑大方了。山不转路转，石头不转磨子转，人在这世上活的年头多了，难免有撞一回运、中一回彩的时候，吃着人民的俸禄，当了多年专业作家，写出一首半首马马虎虎说得过去的诗，在某个选本里占据个把两个页码，似乎不值得如此不择场合地到处张扬。谨此与胡笳先生共勉。
二、答诸葛先生
1999年10月出版的《华夏诗报》总第127期，不吝篇幅，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很冲的檄文《不废江河万古流——评毛翰等有关“中国诗歌教材的讨论”文章》。作者自称重庆人氏，署名诸葛师申。笔者孤陋寡闻，虽同在此城中，却雾重不知处，未能拜识其为何许人也？或谓，此为作者化名。我便有点儿纳闷了：既然跃马上阵， 又是大义凛然的勾当，就该亮出真名头，报出“来将何人”，是为大将风度；何必扯一个假旗号，蒙面登场，隐形出战，使无论胜负，都不免被人小瞧。
虽隐形蒙面，不合游戏规则，诸葛先生的气还是挺壮的，一手拿棍子，一手拿帽子，棍术凶狠，帽不虚扣，显得娴熟老辣，训练有素，大有梁效遗风。
诸葛先生的帽子计有：“一贯反对政治标准第一”，“他的政治标准与我们的完全不同”，“很明显，他是否定左翼文艺，延安文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社会主义诗歌的”，“社会主义文艺如日月经天，不是你几板斧就砍得了的”……哇，真吓死人了！只此几条，我辈打右派、关牛棚、入另册，就不必喊冤了。看来，“近20年的辉煌成就，已使此前一些年头的作品相形见绌”，这话是不好乱讲的。《桂林山水歌》等“王杨卢骆当时体”是“社会主义诗歌”（此标签一贴，谅尔等不敢不闭嘴），是“不废江河万古流”（而不是季节河，更不是逆流），是不可“轻薄为文哂未已”的，否则就要叫“尔曹身与名俱裂”了！
不过，且慢，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小心自己脱不得爪爪！如果有人告诉你，毛泽.东也曾否定过“王杨卢骆当时体”，你还敢乱扣乱打吗？这可不是蒙你。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在给陈.毅的一封信里说：“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他还很不友好地调侃新诗，说给二百块大洋也不看。这无异是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的彻底否定吧？这被否定的，也应该包括了《桂林山水歌》等“社会主义诗歌”吧？（很抱歉，以别的方式反驳诸葛先生比较费事，还是他老人家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使用起来省时省力。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他老人家生前就预料到他的话有如此威力。如今余威犹存。只要诸葛先生们在世一日，这余威就不妨借用一日。）
在拙文《陈年皇历看不得》里，我曾着重攻击“一九五九年七月，旧稿 一九六一年八月，整理”的《桂林山水歌》，在饿殍遍野、万马齐喑的年头，高唱什么“呵！桂林的山来漓江的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诸葛先生当然也就此重点反驳。他为《桂林山水歌》辩护的办法很多。例如，为了淡化“生活”与“歌”的刺眼的反差，诸葛先生轻描淡写地说：“三年灾害时期是困难的，但也不是毛翰所夸大的一团漆黑。那几年有天灾，有苏联逼债，有工作失误……”我不知道，这里关于造成“三年灾害”的三条原因的归纳和顺序，与1959年失事于庐山的彭德.怀元帅“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与今人“没有天灾，纯粹人祸”的考证（参见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载《方法》杂志1998年第10期），究竟谁的判断更接近于客观真实？诸葛先生既然姓了“诸葛”，想必有孔明的大智慧，不会如我辈愚民天生只配接受别人的教化和灌输吧。
为了替“祖国的笑容这样美”找根据，他还把1964年10月试爆成功的第一颗原子弹，1968年底才建成通车的南京长江大桥，以及省略号里没有逐一列举的许许多多的辉煌成就，统统记在这三年的账上。这真是一个创造！虽与革命浪漫主义的1958年，有人为了证明粮食亩产十万斤，把周围几十上百亩地的稻谷都集中堆到一块地里，做法有点儿雷同，但毕竟不乏创意，因为前者是在“空间”上打主意，后者是在“时间”上想办法，不能算抄袭。不过，以诸葛先生的智慧，这证据找得还不够 。仅仅拘泥于经济建设方面，有唯生产力论之嫌，还不妨算算政治账，譬如此前咱们打了多少胡风份子、右派份子和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仅诗歌圈就有绿原、曾卓、艾青、公刘、石天河、流沙河、公木、邵燕祥等等等等，（按诸葛先生的算法，则还应包括此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横扫的一切牛鬼蛇神。）尚能如此，就更为雄辩，咱们祖国的笑容就更为灿烂了！
为了替《桂林山水歌》打圆场，诸葛先生真是煞费苦心：“他透过对桂林山水的赞美，不只抒发了革命者的豪情壮志和对困难中的祖国的热爱……同时还以睿智的目光，注视着当时困难中‘大地的愁容’，但他并不因短暂的困难而‘愁眉紧锁’，而是讴歌‘大地的愁容春雨洗，/请看穿山明镜里/桂林的山来/桂林的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红旗万梭织锦绣，/海北天南一望收！’以‘笑容’对‘愁容’，以红旗为地北天南织锦绣，这是何等襟怀！”
诸葛先生差矣！你以为诗人看到了“困难中的祖国”吗？你以为诗人“注视着当时困难中‘大地的愁容’”吗？差矣！差矣！“大地的愁容”1949年就被“春雨洗”干净了，你怎敢说1959年的中国大地还有“愁容”？如果1959年的中国还有“愁容”，那也一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愁容！这可不是抬杠，我把《放歌集》从头读到尾，绝对没有读到诗人笔下祖国的任何困难和愁容，有的，只是对大跃进大好形势的由衷颂扬，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无情鞭挞。要我从《十年颂歌》中挑出几节来读给你听吗？“请问呵，/──千里灾区何处有？/红旗下──/一片歌声笑声中！……//呵！/我的欢笑的/豪迈的/南方！──/共和国呵，/这就是你/一九五九年的/壮丽的/面容！”“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在我们/大跃进的/万马丛中：/有那么几个/‘心病’患者，/有那么几个/‘好龙’的叶公──/强大的东风/使他们/捧心闭眼，/群众运动的火焰/使他们/肉跳心惊──/什么‘得不偿失’呀/什么‘太快、太猛’……/一样的/现实，/两样的/眼睛。/我们──/‘太快’地/改变一穷二白，/他们──要‘失’掉/资本主义的幻梦……/呵，‘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此心/向右倾……/但是！伟大的现实，/怎么能够/颠倒？/真理/又一次/警告他们：/此路不通！/结论是──/我们：前进！/他们：治病。……”（引自《放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30、134-136页）可叹彭德怀元帅为民请命，无力回天，失事之后，还要受这种“真正的诗人”的嘲骂。
要证明1959-1961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诸葛先生还有一条雄辩的理由：“毛泽.东的《长征》，过雪山草地，饿死、冻死、战死了多少红军，毛泽.东没有凄凄切切‘愁眉紧锁，黯然垂泪！’而写下了‘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里，诸葛先生可就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了：1959-1961年，中国人民也一路遭遇敌机的狂轰滥炸和敌军的围追堵截吗？也天天渡天险、攀铁索、爬雪山、过草地吗？战争年月难以避免的军人伤亡，与和平时代平白无故的饿殍遍野，能够同日而语吗？按照诸葛先生的意思，面对几千万饿殍，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似乎还很不过瘾，还应该唱“更喜饿殍遍九州，诗人见此尽开颜！”诸葛先生真是大手笔，大气魄，“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毫无“悲观消极的情绪”，几千万同胞无疾而终，在他看来算得了什么？据说1976年唐山大地震死伤几十万人，热衷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心无旁鹜的“狗头军师张”也曾叫嚷：“抹掉一个唐山算得了什么！”诸葛先生与之相比，那气魄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幸亏这诸葛不是那诸葛，至今还沦落市井，怀才不遇，这种人如果得遂凌云之志，窃得相印，入主朝政，我辈草民百姓的命运将会是怎样的更为不堪！
其实，除了厌恶阿谀、粉饰、假大空，我的诗观没有那么偏激，我也从来没有对郭沫若、艾青、臧克家、田间、李季、何其芳、公刘诸位前贤的诗“严重歪曲与否定”，对近20年的现代诗“乱吹一通”，诸葛先生是大手笔，用不着为了论战的方便，在此处耍小聪明。
《华夏诗报》发表诸葛先生的革命大批判文章的同一期第四版，有《流沙河笑话连篇》一文，介绍流沙河先生以打油诗做对联，其中尤以“琴瑟四王爬到高处，魑魅二鬼站在左边”一联最有味道，建议诸葛先生闲来无事时，品读品读，于作人作文或许有所裨益。
三、答沙无藓先生
成都有一张很不起眼的油印小报《琴与剑小诗》，近期中缝刊登一则“诗讯”，说广州、重庆、北京有三家与之志趣相投的报刊纷纷载文，“批驳《星星》诗刊等掀起的否定革命诗歌的歪理，申张正义，保卫革命诗歌”云云。该小报自己也接连载文“遥相呼应”，“旗帜鲜明地驳斥《星星》诗刊等掀起的否定革命诗歌的歪理邪说”，一副“正义在手，仇恨在胸”的模样，煞是可爱。
譬如其中连载的署名沙无藓的文章说：“《桂林山水歌》前已有对民歌体的无理诟病，但谤者意犹未足，便力图从创作该诗的时代背景上打开缺口，指责此诗写于1959年7月，整理于1961年8月，这一时期正遭天灾人祸，诗人还歌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岂非有意粉饰？岂非毫无心肝？……究其实，有许多事情是事后才明朗化的。那个时候能够洞悉灾难的起因七分出自人祸？只道是‘暂时困难’。到了1961年8月抗灾之举方兴未艾，整理旧稿，难道能将‘笑容’改成愁容？更重要的是，有政策失误造成的严重后果，自然令人痛心，但对祖国大好河山，仍秉赤子之情，同时借大自然的生机来振奋勇往之心，也是古今诗家常有的事。辛弃疾在南渡后国势日蹙中仍有‘春如十三女儿学绣’的丽句，能说他没有时时‘挑灯看剑’吗？显然，攻其一点，为的是在你鼻子上涂白粉，诬其伪，乱其真，如此而已！”
领教了！（在下就是那个谤者。）原来“有许多事情是事后才明朗化的”，当时并未“能够洞悉灾难的起因七分出自人祸”。可是转念一想，还是不大明白：既然顶着诗人桂冠，以政治抒情诗为业，就该对时代风云政治得失有自己的独立观察、思考和判断，从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不是甘做弄臣，惟龙颜是瞻，一味高唱谀词颂歌。未能洞悉人祸，便来粉饰太平，这粉饰就有理了？未能洞悉人祸，便来讴歌人祸，事后就可以毫无歉疚和忏悔，就可以永远盘踞教科书了？彭德.怀元帅没有诗人桂冠，他在1959年却“能够洞悉灾难的起因七分出自人祸”，有一首与“祖国的笑容这样美”迥异其趣的民歌：“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就与彭德.怀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面对这位心有良知、面无佞色的血性汉子，你的辩护还能气壮如牛吗？
诗人为什么要写诗？诗的社会功能是什么？白居易说：“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升平，自开辟以来未之闻也。”听见了吗？“保卫革命诗歌”的沙翁们，诗的社会功能不仅在于阿谀和粉饰，还在于见国风之盛衰，闻王政之得失，知人情之哀乐，使君臣亲览，修废补阙，乐忧逸劳，进而使社会臻于至理，致于升平。阿谀粉饰未必总是有利可图的，因为一味阿谀粉饰，使君臣不能亲览而斟酌焉，招致欺君误国之罪，也可能让“尔曹身与名俱裂”的。
“辛弃疾在南渡后国势日蹙中仍有‘春如十三女儿学绣’的丽句”，这就能成为我们的诗人在饿殍遍野的年头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的理由吗？辛弃疾戎马一生抗敌救亡，写过多少壮怀激烈之词：“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才是辛词的主旋律。如果没有这个主旋律，面对国忧民患无动于衷，年年沉溺于“春如十三女儿学绣”的绮词丽句，辛弃疾就不成为辛弃疾了。可我们的诗人除了阿谀与粉饰，面对饿殍遍野的惨象（桂林山水所在的广西就够惨的），可有一句半句太息掩泣怜悯苍生“为人民鼓与呼”的作品？
“整理旧稿，难道能将‘笑容’改成愁容？”──整理旧稿，将笑容改成愁容又有何妨？我们这位诗人在1976年10月30日写下的《中国的十月》，其中有些句子，如“《炮打司令部》，/伟大新战役的号令”、“‘走资派还在走’，/路线斗争呵，/复杂激烈”、“看天安门上/华主.席在向我们挥手”等，1979年4月5日的修改稿中不是删改殆尽了吗？何以在哀鸿遍野的年头绽放的这一朵灿烂的笑容，就是铁定不能改呢？
至于“借大自然的生机来振奋勇往之心”，我想还是免了吧！一天等于二十年，砸锅化铁说疯话，勒紧裤腰带反右倾，我们的心够“勇往”的了，何用再来“振奋”？
“诬其伪，乱其真”？果真岂可乱，实伪何须诬！鼻子上的白粉，自己不涂，别人涂得上去吗？
有一个说法，说是这些沙翁们平素写的分行文字质地很差，不登大雅，常常被《星星》退稿，于是对《星星》怀恨在心，总想找茬，这回总算找到了一个搀和的机会。不过，我不大相信这个说法，我觉得这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人家自编一张“琴与剑”小报，抚琴弄剑（琴艺差一点没关系，剑法一定要狠毒），老有所乐，且“申张正义”，不是很好吗？人家才不屑于去凑那个散布“否定革命诗歌的歪理邪说”的什么《星星》呢？
四、答金绍任先生
又有一位唤作金绍任的拍马出阵，在《华夏诗报》总第129期发表一篇《“轻薄为文”的典型》，其中有“毛翰们奇谈怪论的大暴露”一节。其意犹未尽，又将此文作了一些增删，改题为《〈星星〉的蚍蜉与毛翰的第九种自杀》，发表在《芙蓉》2000年第1期。古语有云，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星星》的蚍蜉”如何徒劳撼树不干我事，“毛翰的第九种自杀”和“奇谈怪论”，且容分辩。
“毛文的一个奇离之处，是居然要将名作《周总.理，你在哪里？》打成作者柯岩的一条罪证，一件赃物。”奇离与否，我说了不算，你说了也不算，还是把这两首诗全文照录在这里，劳海内外方家费心甄别吧：
先看王洪涛《莉莉──写给在抗战中牺牲的小女儿》（原载《诗刊》1963年12月号）：
遵照妈妈的嘱咐，/按照移灵的地址，/我擦干了眼泪，/来到太行山区。
我跨过千座高山，/叩问每一块岩石：/你说！你说！/我的莉莉，她在哪里？
石头不语，/向我示意：/你看！石壁上有她/刻写的标语：/坚决抗战！/减租减息！/她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她把火把点在人心里。
我穿过道道丛林，/摇着每一棵树木：/你说！你说！/我的莉莉，她在哪里？
树木肃立，/摇动树枝：/你看，树皮上有她/小小的指印，/树根上有她/晶莹的汗滴。/她在这里植树造林，/她在这里种谷采菊。
我涉过道道河流，/询问每一点水滴：/你说！你说！/我的莉莉，她在哪里？
河流不答，/浪花跳起：/你看，水面上有她/花白的头巾，/浪花上有她/划船的英姿。/她在这里送过游击队，/她在这里沉过鬼子。
我走过千山万水，/访遍太行山区，/我得到的回答啊，/都是同一的话语：/莉莉，在我这里！/莉莉，在我这里！
莉莉啊，莉莉，/我的好宝贝！/高山是你的形象，/树干是你的身躯，/花草是你的衣裙，/涛声是你的笑语。/太行在你的脚下，/你在太行的怀里。
再看柯岩《周总.理，你在哪里？》（原载《人民日报》1977年1月8日）：
周总.理，我们的好总理，/你在哪里呵，你在哪里？/你可知道，我们想念你，/──你的人民想念你！
我们对着高山喊：/周总.理──/山谷回音：/“他刚离去，他刚离去，/革命征途千万里，/他步步紧跟毛主.席……”
我们对着大地喊：/周总.理──/大地轰鸣：/“他刚离去，他刚离去，/你不见那沉甸甸的谷穗上/还闪着他辛勤的汗滴……”
我们对着森林喊：/周总.理──/松涛阵阵：/“他刚离去，他刚离去，/宿营地上篝火红呵，/伐木工人正在回忆他亲切的笑语。”
我们对着大海喊：/周总.理──/海涛声声：/“他刚离去，他刚离去，/你不见海防战士身上，/他亲手给披的大衣……”
我们找遍整个世界，/呵，总理，/你在革命需要的每一个地方，/辽阔大地/到处是你深深的足迹。
我们回到祖国的心脏，/我们在天安门前深情地呼唤：/周──总──理──，/广场回音：/“呵，轻些呀，轻些，/他正在中南海接见外宾，/他正在政治局出席会议……”
总理呵，我们的好总理！/你就在这里呵，就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你永远居住在太阳升起的地方，/你永远居住在人民心里，/你的人民世世代代想念你！/想念你<想念你/>想>念>你……
王、柯二诗构思雷同，并非我一个人的看法。1999年11月，我参与主编的《新中国50年诗选》研讨会在北京中国作协大楼召开，与会的诗评家杨匡汉先生对诗选的批评意见之一，就是“为什么要选《周总.理，你在哪里？》，这诗是模仿王洪涛的嘛！”众人哄笑，笑他大概很久不看《星星》了，全不知外间正为此事吵得闹热。我只解释说，此书的编选原则有别于课本，是七分精品三分史料。
其实，就算没有模仿或雷同的问题，《周总.理，你在哪里》就是一首好诗吗？别的不说，用“革命征途千万里，他步步紧跟毛主.席”来概括周恩.来的一生，说得过去吗？众所周知，毛泽.东五十年代以后犯过许多严重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事实上，在毛泽.东错误地发动的多次政治运动如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反右倾乃至十年文革中，周恩.来都曾有保留有抵制，尽量保护党内外干部，维护生产的正常秩序，力求把损失减少到最小。一口咬定周总.理“步步紧跟”，究竟算是对周总.理的赞美和歌颂呢？还是对周总.理的讽刺和污蔑呢？对此，柯岩先生想必心有所虚，不然，此诗在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时，她为什么要把这两句改为“革命征途千万里，他大步向前不停息”呢？那么，这一改就改对了吗？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征途中，在“文化大革命”包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征途中，周恩.来都是“大步向前不停息”的吗？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某些诗人却“步步紧跟”，颂歌、战歌层出不穷。例如，当彭德.怀为“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而忧心忡忡早生华发的时候，贺敬之却豪情满怀唾沫横飞：“呵！点起来！/点起来！──/我们的/千万座/小高炉！”“看我们/几千万/钢铁大军，/伟大的创举──/‘小土群’！……”“一九五九年/八月的天空呵──/此刻/是更加纯净，/总路线的灯塔，/更加光明！/呵，山，/分外青，/旗，/分外红。/历史的车轮，/更快旋转！/跃进的战马，/四蹄生风！/……呵！公社的红旗──/满天高举！/高炉的火光──/遍地熊熊！/千里──/烟云滚滚，/万里──/汗雨飞空！/定额呵──/突破！/突破！……/产量呵──/上升！/上升！……/右倾分子们！/他们/是输定了！/现实，/对他们/那灰色的心/是这样无情……”（《放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23、137-138页）可直到今天，陈年诸公还把这种东西称为“革命诗歌”、“社会主义诗歌”，不容他人有任何不敬之辞，相约“奋起保卫”！这帮人是不是吃错了药！
金先生为《桂林山水歌》辩护，费了更多的口舌和心机。其辩护理由之一，是“桂林人民经过公议，将《桂林山水歌》刻于石上，立了一块诗碑。新诗作品获此殊荣是罕见的。”这一条似乎不大切题。江山也要文人捧，把一些捧场的诗文刻到自家山头，招徕天下游客，增加旅游收入，有多少殊荣可言？不知那块诗碑上是否连“1959年7月，旧稿 1961年8月，整理”的字样也一并刻上了？不知桂林的导游小姐向游客们夸耀这首诗时，是否也讲解其中关于土高炉“遍地熊熊”、浮夸风“定额突破突破”和右倾分子“他们是输定了”之类的背景资料和象征意义？听说武汉大学校园内年年三月樱花盛开，游人如潮，但游人们都不愿提及一个事实，那太让人败兴了，这许多樱花树是当年日寇攻陷武汉后，在这里住院养伤的鬼子兵所栽。
“在社稷倾覆、生民涂炭的安史之乱期间，杜甫除了写有《三吏》《三别》等啼血之作，也写有不少明丽欣悦的风景诗，如‘两个黄鹂鸣翠柳’等等。”“被毛翰嘉许为‘真正的诗人’的屈原和秋瑾，都是终身没有见过祖国脱离苦难，可是除了‘太息’和‘愁杀’，也‘还能写出别样情怀的诗句’。”金先生在这里也一再运用类比法，试图说明在哀鸿遍野的年头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是正确的，是有先例的。用心良苦，忠心可嘉。但这种类比却显然是不严密的。“除了……也……”，这是一道小学生的造句题：“杜甫除了《三吏》《三别》，也……”“屈原除了‘太息’，也……”“秋瑾除了‘愁杀’，也……”这些句子都造得不错，可是我们的诗人在生民涂炭的年头，“除了什么，也……”呢？这个句子你金先生造来我们看看。别说《三吏》《三别》，就连《一吏》《一别》（如亩产几十万斤的《浮夸吏》，右倾分子蒙冤刺配被扫地出门的《无家别》）也没有？《一吏》《一别》也没写过的诗人，一声“太息”、一句“愁杀”也不曾有过的诗人，有什么资格同人家老杜、屈子和鉴湖女侠攀比呢？没有“除了……”只有“也……”的诗人，难道也可以嘉许为“真正的诗人”吗？另外，“两个黄鹂鸣翠柳”并非写于安史之乱期间，而是写于安史之乱平定的第二年，正因为战乱平息，水路畅通，避难蜀中的诗人才能看到远道而来的“东吴万里船”泊于门前，“即从巴峡穿巫峡”、“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愿望就要实现，诗才如此“明丽欣悦”的。杜甫在战乱期间或许也写过别的“明丽欣悦”之作，但至少这一首不是。建议金先生找一本唐诗启蒙读本，悄悄读一下，免得信口雌黄，贻笑大方。
“《桂林山水歌》初发表时，我是一个早已忘记了吃饱饭是什么滋味，饿得两腿浮肿，既失学又失业的初中毕业生。偶然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此诗，我受到了如此强烈的感染，原本暗淡的周围环境仿佛都亮堂了许多。以后我才知道，这就是精神升华了。”哇！读诗还会产生如此奇效，真是诗家的光荣，读者的运气！看来，金先生饿得还不够，就算再饿三年，直饿得形销骨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黄泉路上走一遭回来，只须把“祖国的笑容这样美”的符咒一念，也都能够诈尸还阳，升华精神，昂扬斗志。万幸的是，金先生没有偶然读到当时《人民文学》上不肯刊登的彭德.怀的那首没有笑容的民歌，也没有读到蔡其矫的《雾中汉水》“……艰难上升的早晨的红日，/不忍心看这痛苦的跋涉，/用雾巾遮住颜脸，/向江上洒下斑斑红泪。”否则，一定会两眼一黑，七窍生烟，精神崩溃，顿时气绝身亡的。
金先生此文标题所谓“毛翰的第九种自杀”，是对拙作《自杀的八种方式》的演绎。“写诗玩赏自杀方式，是毛翰对自己诗人价值的自杀；轻薄为文，狂妄而胡乱，是他对自己学人价值的自杀。希望毛翰先生能走出自杀的怪圈。”多承教诲，但毛翰写诗为文，恶习已经难改，先生不必再存希望。来而不往非礼也，本该有所回敬，但金先生显然也过了孺子可教的年龄，从免。
五、答柯岩先生
柯岩先生终于按捺不住了，她2000年2月16日给《星星》诗刊主编杨牧先生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在《华夏诗报》总第130期。这封信主要是以前辈师长的口吻，训斥、教导、恐吓杨牧先生，兼及其他众人，包括在下。
柯岩先生这样教训杨牧：“你在发表那些以极不负责和极端轻蔑态度侮辱、中伤那些前辈诗人和已故诗人的文字时，你想过他们的这些诗曾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么？知道这些诗人和他们的诗教育了几代人健康成长么？能想到直到今日他们在人民群众感情中的分量么？”我就想，她说的是“这些诗”是哪些诗 ？《天上的街市》《老马》《给乌兰诺娃》等抒情小诗，似不足以担此重任、享此盛誉，那么是《桂林山水歌》这种粉饰太平，和《十年颂歌》这种讴歌土高炉、鼓噪浮夸风、咒骂彭德怀的大作么？不知杨牧先生如何，坦白地说，浅陋如我者，还真不知道“这些诗”在历史上曾经起了什么作用？没有它，中国的历史就不前进了？中国人民就精神危机了？这些诗，在这几十年历史上的作用，即便不是“负值”，大不了，也就像公社食堂的“瓜菜代”，虽或聊胜于无，但是否曾让“几代人健康成长”，那真是天晓得！鬼晓得！柯岩先生沉醉于昔日的美妙幻觉也太深太久了：“能想到直到今日他们在人民群众感情中的分量么？”她说的这“人民群众”是谁？难道那么多公开表示不喜欢，公开表示厌恶，甚至“以极不负责和极端轻蔑态度侮辱、中伤”的人们，包括广大中学师生，都不是“人民群众”吗？难道只有胡笳、诸葛师申、沙无藓、金绍任诸公，以及那位年届八旬还伏枥恋栈的《华夏诗报》的野曼先生，才是“人民群众”吗？
柯岩先生训斥杨牧：“众所周知的是：现在如果谁手里有一分刊物的话，谁就拥有了组织作者并进行各种正当与不正当交换的资本；既可以进行正确的舆论导向，也可以进行错误的舆论导向。前述你们的所谓讨论，不就是一个明证吗？”愿主编《星星》的杨牧先生与总编《华夏诗报》的野曼先生共勉。这也许还是柯岩先生的经验之谈，她也曾主事《诗刊》有年，交换和误导，怕也不是莫须有的事。
柯岩先生还保留着文革年间流行的抓辫子的习惯，拙文标题借用了刘禹锡的一句诗“请君莫奏前朝曲”，她就气势汹汹地“顺便请教一下，难道《星星》诗刊和毛翰先生真的以为我们现在已经改朝换代了吗？不是刚刚才庆祝过我们建国50周年吗？”我想，以柯岩先生的文学常识，应该明白，这条辫子是不大容易抓得住的。首先，所谓“前朝”，只是文学修辞意义上的一个借用，一个比喻，并非实指。文革左祸结束，改革开放伊始，中国人民不是欢呼“第二次解放”吗？如果这欢呼没有错，将“第二次解放”之前的那一段历史比喻为“前朝”，又有多大错误呢？其次，柯岩先生认为“现在已经改朝换代”的说法不对，那柯岩先生是认为“现在没有改朝换代”吗？如果柯岩先生认为现在没有改朝换代，那么请教一下：我们现在是什么朝，什么代？你柯岩先生该不会认为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是50年一贯制的封建朝代吧？
我与诸公素无私怨，自忖也并非好事之徒，实在是目睹“陈年皇历”年复一年地误人子弟，于心不忍。拙文《陈年皇历看不得》唐突了诸公，尤其是唐突了贺、柯二位，我心有不安。我本来也可以举郭小川的诗为例，但郭小川先生已辞世多年，我更不愿说出任何不敬的话来唐突逝者。虽然他的许多诗的时代局限也是毋庸讳言的。我过去编诗歌选本，有人问我，为什么不选郭小川的名作《团泊洼的秋天》？我说，你自己读读吧：“……这里没有刀光剑影的火阵，但日夜都在攻打厮杀；/谁的大小动脉里──没有炽热的鲜血流响哗哗！//……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战士的心头放射光华。/反对修正主义的浪潮，正惊退贼头贼脑的鱼虾……//在明朗的阳光下，随时都有对修正主义的口诛笔伐……”曾经广为传诵的名篇，如今竟是如此难以卒读！
我们可以谅解诗人，其时代局限不应该完全由他们自己负责。反胡风、反右、反右倾接踵而来，诗坛凋零殆尽，“偌大一个中国，只剩下两位诗人：郭小川和贺敬之，也还是勉强跟上形势，适应着六十年代初‘大跃进’余威的气氛的。”（《公木诗学经典》第465页）但谅解并不意味着要继续奉之为经典。当年适应着大跃进反右倾余威的梦呓般的东西，今天又怎能适应这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下一代提供更好的精神食粮，替换诸公那些过时之作呢？诸公为什么那么自恋，那么敝帚自珍呢？诸公真的以为自己当年那几首“步步紧跟”的东西，足以流芳千秋、哺育万代吗？
柯岩先生教训杨牧：“不要在堂皇的口号下卷入错误思潮，也不要怕被人讥讽为不时髦，要明白时髦从来是一种肤浅。更不要追风，风是那样的无定向，不但会使你疲于奔命，有时还会被它吹向深渊呢！”真是谆谆教诲，语重心长，没有亲身体会，痛切感受，这番话是说不出来的，这其中想必融会了柯岩先生大半生的经验教训。我相信，她这里不仅是在训斥别人，也是在反省自己。譬如，她会不会反思：50年代的新诗创作，一窝蜂地向民歌学习，这在当时是最时髦的，郭沫若、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作为大跃进民歌选，当时谁能怀疑它的革命性、先进性？可是其中充满了浮夸之辞，连毛泽.东看了，也说《红旗歌谣》水分太多，民歌还是旧的好。既然大跃进民歌早已难逃大跃进殉葬品的厄运，当年那些向民歌学习的产物，时髦如《三门峡──梳妆台》《桂林山水歌》者，是否也水分不少，气数有限呢？
柯岩先生教导我们：“时代进步了，教材的改变与改革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关键是怎么改？是坚持教育的正确方向还是彻底否定革命传统，大搞历史虚无主义？”看来，柯岩先生与我们还是有可能沟通的：她也承认“时代进步了”，既然承认时代进步了，应该就是承认自己落伍了，因为作为诗人，他们在新时期并无新作，并没有随着时代进步而进步，作为惯唱颂歌的诗人，他们并没有为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唱一曲新的颂歌。（是歌喉嘶哑了?还是心有抵触情绪?我们不得而知。)承认时代进步了，自己落伍了，可见她并不是惟我独尊，不会以为只有坚持《桂林山水歌》才是“坚持教育的正确方向”，只要否定《周总.理，你在哪里？》就是“彻底否定革命传统”。这很让我们感到高兴。我们当然要尊重历史，当然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否则，我们盖那么多历史博物馆干什么？正是历史博物馆，而不是语文教材，适于存放一些该进博物馆的东西。
至于我草拟的中学语文新诗推荐篇目，作为一己拙见，并不完善，但与“陈年皇历”不可同年而语，却是无疑的。我非常希望柯岩先生能放下前辈盟主的架子，心平气和地将二者作一比较。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也许，从此以后，您会心悦诚服，知今是而昨非，可怜天下莘莘学子，不再计较个人得失，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而欣慰。
2000年愚人节定稿
（原载《书屋》2001年1月号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2期
《名作欣赏》2002年第1期）
6、陈年诸公的话语方式赏析
世纪末，《星星诗刊》心血来潮，发起了一场关于“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的讨论，一批诗人骚客、中学师生畅所欲言，针对现行中学语文课本所选新诗篇目，纷纷予以抨击，指其僵化陈旧，误人子弟，一时竟成声讨之势。我也有一二短文搀和其中，尤以《陈年皇历看不得》一篇口无遮拦，直斥《桂林山水歌》在饿殍遍野的1959—1961年仍然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是为粉饰太平的昧心之作。不久，有人开始反击，《华夏诗报》等处相继发表的大大小小二十多篇相约“奋起保卫革命诗歌”的檄文，矛头多半指向了我。在诗坛，我自然算不得什么角色，大约属于“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的那一类，一向不被什么人放在眼里，此番咎由自取，遭人围剿，不免惶惶然不可终日。待拜读其大小文章，领教其招法之后，又觉其不过尔尔，无非是扣帽子、打棍子的老一套，色厉内荏，说不出什么道道，遂不惧矣。复鼓匹夫之勇，草成《关于陈年皇历，答陈年诸公》，索性捅一回马蜂窝。不是我辈长于舌辩，实乃是真理在握，出语便有左右逢源之感。拙文如何回敬诸公，此处不表。单说这一回研读陈年诸公文章，其行文方式、说话腔调，还是让我长了见识，生了感慨，今说与列位看官，大家饭后茶余添个乐儿。
1
首先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我的“对方辩友”不约而同，几乎个个都引用了老杜这两句诗，而且有几篇文章还不避雷同，径以这两句或其中后一句作标题，不看署名和正文，还以为是出自同一手笔的一稿多投哩。凡是论敌拥护的，我们就生反感，尽管这不合逻辑，也非理性，我对这两句杜诗还是心有不悦起来。就像王安石那首“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一经“文革”新桃张春桥借以抒怀言志，也曾让我在很长时间内感到别扭一样。而印象中，这两句杜诗，早在十年“文革”期间，就被当时“灭你没商量”的战斗檄文用滥了。虽然也有赖于这些滥用，使我们这些成长于一切封资修文化都被禁毁，只有一本红宝书诵读十年的人，还能背得几行古典之诗。
忽然想到，查一查老杜在如今互联网上的人气。拨号上网，进入“搜索”程序，键入“不废江河万古流”，回车：天啦，共13929个结果！再键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回车：共22450个结果！除了少量出于电子版杜甫诗集，其余绝大部分都是报章引文。少陵野老真是人气旺盛，风光无比，千年以后，还到处被人当枪使着，直让人羡煞“何方可化身千亿，一卷檄文一少陵”！不过，成千上万的文章引用同一咒语，以诅咒它的论敌“尔曹身与名俱灭”，预期他家业主“不废江河万古流”，我们为老杜荣耀之余，也不禁可怜起今日文人语言的贫乏。
2
相比之下，另外一些表达就显得不乏个性，可圈可点。譬如，当一些声音嚷嚷着要追究发起这场讨论的《星星》的责任时，一位唤作雷业洪，据说在乐山大佛脚下以教书为业的先生就撰文，开宗明义，创“《星星》编者将一些论者的似是而非的意见也给以发表曝光的举措”之说（《星星》2000年2月号）。哦——原来是有意让坏人“曝光”，原来是精心设置的“举措”（或曰圈套、奸计。我辈又上当了），这就很有些为《星星》开脱的意思了，岂止是开脱，简直是将《星星》发起的这场关于“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的讨论，定性为又一次诱毒草出土然后铲除之、引牛鬼蛇神出笼然后剿灭之的功莫大焉的阳谋。此公还真不像是书呆子学者，倒像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政治运动的老手。或者说，以此公这般见长于政治谋略的经天纬地之才，至今仍然沦落为一介教书匠，实在是太委屈了。
3
山东苗得雨，“文革”前有“农民诗人”之誉，有诗集《旱苗得雨》等，与王老九等齐名。“诗人”而冠以“农民”，那年头无疑要算是一种时髦，根红苗壮，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嘛。不过，中国历来似乎没有“农民诗人”这一说，陶渊明“种豆南山下”，孟浩然“把酒话桑麻”，都只以田园诗人相称。诗人而冠以农民，大概也是由于其识字不多吧。识字不多当然不能责怪他们，地主老财剥削压迫的嘛。何况知识越多越反动，识字不多也未尝不是一种光荣。不过，由此造成理解力低下一些，却也是难免的。譬如这位苗先生在批驳我的谬论时，就没有搞懂我所谓陈年皇历的定义，却一个劲地顺着他自己的思路说开去：“皇历，这是有皇帝时的叫法，我们今称日历。时间一天天过，日历一张张翻。‘皇历’总要‘陈’。今天的‘皇历’过些年，也是‘陈年皇历’。今天的‘皇历’是今天的新‘皇历’，‘陈年皇历’是曾经的新‘皇历’……某些诗人或诗评家对此居然以新旧划线，以时间划线，来规范‘看得’或‘看不得’，实际（在？）令人无法理解。”（《华夏诗报》128期）
过去，我编过一个新诗选本，选了苗得雨的一首短诗《柳哨》。选它，不是因为它写得有多么好，而是与它有关的一个故事很有趣：据说“文革”中造反派批判苗得雨，“有个诗人本姓苗，得雨以后尾巴翘，放着号角他不吹，叽呀呜地吹柳哨。”现在看来，这批判是挨得冤枉了，苗先生吹柳哨的功夫虽不见得怎么样，吹阶级斗争的号角的兴致还是蛮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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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有一位金绍任，为《桂林山水歌》辩护格外卖力，他那一篇《星星的蚍蜉与毛翰的第九种自杀》在横扫了一切牛鬼蛇神之后，给我们讲了一个凄楚动人的故事：1961年，“《桂林山水歌》初发表时，我是一个早已忘记了吃饱饭是什么滋味，饿得两腿浮肿，既失学又失业的初中毕业生。偶然在《人民文学》上读到此诗，我受到了如此强烈的感染，原本暗淡的周围环境仿佛都亮堂了许多。以后我才知道，这就是精神升华了。”哇！读诗还会产生如此奇效，真是诗家的光荣，读者的运气！看来，金先生饿得还不够，就算再饿三年，直饿得形销骨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黄泉路上走一遭回来，只须把“祖国的笑容这样美”的符咒一念，也都能够诈尸还阳，升华精神，昂扬斗志。万幸的是，金先生没有偶然读到当时《人民文学》上不肯刊登的彭德怀那首没有笑容的民歌:“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也没有读到蔡其矫的《雾中汉水》：“……艰难上升的早晨的红日，/不忍心看这痛苦的跋涉，/用雾巾遮住颜脸，/向江上洒下斑斑红泪。”否则，一定会两眼一黑，七窍生烟，精神崩溃，顿时气绝身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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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诗报》131期发表穆仁的一篇题为《核心是否定新诗的六十年》的短文，寥寥六七百字，火药味却分外呛人。谨摘要抄录如下，供无缘读到该报的列位看官奇文共欣赏（方括号里的话是鄙人画蛇添足的点评）：
我认为，《星星》诗刊发表毛翰的《陈年皇历看不得》等一系列文章，决不只是个别人的看法，而是一批所谓“新潮派”诗人妄图夺取诗坛主宰权【点评：相当于政治野心家妄图篡党夺权】的一次可笑的行动。……听任这一群“新潮派”奇谈怪论的泛滥，有领导上的忽视【点评：提请更高一级领导解决领导的玩忽职守或“一手软”】，有对“多元化”的误解【点评：只有他们才能“正解”】。过去常常把正常的批评视为“打棍子”或“文革”式的“革命大批判”，其实，该批判的还是得批判【点评：棍子该打还得打】，当年台湾批判“全盘西化”就不少这种“棍子’【点评：何必到台湾去借鉴，舍近求远，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过去有一些批判的错误在于片面，且不容许反批判，有害民主自由；如今允许争鸣，当然不是诡辩【点评：说是允许争鸣，以示皇恩浩荡，但不等你开口，就指你为诡辩】……
说来您可能不信，这位穆仁先生1957年还被错划过右派，戴帽改造二十二年，那可真叫“错划”呀！不过，久病成良医，久囚成狱卒，他把当年给他划右派的那些人的那一套把戏全学会了，如今正要如法炮制，也给我辈错划一回呢！
6
柯岩先生还保留着文革年间流行的抓辫子的习惯，拙文标题借用了刘禹锡的一句诗“请君莫奏前朝曲”，她就气势汹汹地“顺便请教一下，难道《星星》诗刊和毛翰先生真的以为我们现在已经改朝换代了吗？不是刚刚才庆祝过我们建国50周年吗？”我想，以柯岩先生的文学常识，应该明白，这条辫子是不大容易抓得住的。首先，所谓“前朝”，只是文学修辞意义上的一个借用，一个比喻，并非实指。文革左祸结束，改革开放伊始，中国人民不是欢呼“第二次解放”吗？如果这欢呼没有错，将“第二次解放”之前的那一段历史比喻为“前朝”，又有多大错误呢？其次，柯岩先生认为“现在已经改朝换代”的说法不对，那柯岩先生是认为“现在没有改朝换代”吗？如果柯岩先生认为现在没有改朝换代，那么请教一下：我们现在是什么朝，什么代？你柯岩先生该不会认为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是50年一贯制的封建朝代吧？
7
还有一位义士，不知何许人也，化名诸葛师申，蒙面登场，隐形出阵，其檄文载《华夏诗报》127期，只是篇末透露“1999．8于重庆酷热中”，原来是格老子自乡人，只在此乡中，雾重不知处。其行文，更是棍子帽子齐上，娴熟老道，大有梁效遗风。在下有缘，领教其棍术，却始终不得识其巫山真面目。遂作打油诗一首，吁请《掀起你的盖头来》：
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眼：
你的眼睛长得怪啊，怎么颠倒了黑和白！
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嘴：
你的嘴巴像梁效啊，满嘴是文革的腔和调！
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脸：
你的脸上有奴颜啊，卖身投靠你好可怜！
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牙：
你的牙齿没几颗了，咬起人来还一个顶俩！
2000－08－08重庆
（原载《文学自由谈》2000年第6期）
[毛翰补记]
拙文草成后，论战尚未结束，陈年诸公的围剿文章仍然连篇累牍。例如，重庆《银河系诗刊》2000年9月出版的第31•32期，就专设“银河论坛”栏目，集中发表了整整一打（十二篇）批判我等的檄文。让人不禁想起一千多年前的那首北朝民歌《木兰辞》：“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2000年12月，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改革还是改向》一书，收集了诸公檄文四十余篇，枪上膛，刀出鞘，已经不能叫“话语方式”，那阵仗，倒像是决心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毕其功于一役”了。
7、孔夫子为什么不说诗可以颂
关于诗歌的社会功能，孔子所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论断，一直被中国诗学奉为经典之论。所谓兴观群怨，一般认为，“兴”指诗歌能感发意志，陶冶情操；“观”指通过诗歌可以观察风俗之盛衰，考证政治的得失；“群”是说诗歌能交流和沟通人们的思想感情，协调人际关系；“怨”指诗歌可以怨刺上政，即批评、讽刺执政者的过失和错误。简言之，诗的兴、观、群、怨的功能，即陶冶、体察、沟通、讽刺的功能。
后世学者对兴观群怨说多有阐发，但始终不曾突破其基本理论框架。一直到清代，王夫之《姜斋诗话》仍然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兴、观、群、怨，诗尽于是矣。”
然而，以我辈现代人的眼光看去，诗歌的功能应该不止这四项，兴观群怨之外，诗歌应该还有别的功能。且不去说诗歌的主观功能，它体现为发泄功能，自我表现和自我娱悦的功能，作用于诗人自己。诗歌的客观的社会功能也不止这些。
诗歌的社会功能，经由传播，包括民歌民谣式的口头传播，以金石简牍绢纸为载体的书面传播，及现代的电子音像传播，作用于听众和读者，应该符合传播学的一般规律。而现代传播学归纳的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共有六项，即环境监视功能、社会协调功能、文化传递功能、娱乐功能，以及设置议题的功能和授予地位的功能。
参照传播学所论，我们可以罗列的诗歌传播的社会功能大致有：监视环境（可以观）、协调社会（可以群）、批评时政（可以怨）、授予地位（可以颂）、延续文化（可以识）、陶冶情操（可以兴）、娱乐消遣（可以娱）。加上两条消极功能：粉饰太平（可以欺）、趋时媚俗（可以贱）。
据说，西方文化是乌鸦文化，报忧不报喜；中国文化是喜鹊文化，报喜不报忧。当我们试图把西方传播学与中国诗学联系起来探讨时，发现这里的情形倒是恰恰相反：乌鸦文化的一方为大众传播归纳的社会功能中，居然没有一条“批评时政”；喜鹊文化的一方却主张诗“可以怨”。在西方，大众传媒在理论上并不从属于政府，自由的报刊等媒体是对政府、立法、司法三权起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独立于政府的、旨在制衡三权的大众传播，当然有权批评政府。何况，相对于传播学认定的“授予地位”的功能，大众传播也就应该有一项“质疑（或剥夺）地位”的功能。传播学理论未能列出大众传播批评政府（亦即中国诗学所谓怨刺上政）的功能，显然是一大疏漏。也许在西方传播学看来，批评政府本来就是大众传播的题中应有之义，谁也不曾怀疑过，所以也就不必特别强调。而中国诗学几乎是法定地准许具有“可以怨”的功能（语出圣人，无异于为艺术立法）。尽管“可以怨”的具体内涵，孔子语焉未详，后世也有不同理解，但与《毛诗序》所谓诗之作用在于“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相一致，孔安国关于“可以怨”即“怨刺上政”，即抱怨、讽刺执政者的过失的解释一直相当权威，中国历代诗人也一直有着以自己的诗歌为民代言、怨刺上政、批评时弊的优良传统。只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怨刺上政”往往难免有“犯上作乱”之嫌，为受怨刺者所不悦，而被有效地遏止了。
无论如何，诗是“可以怨”——而且是“怨刺上政”的，是“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1]的。如果泛化“可以怨”的对象，以为“怨亦不必专指上政，后世哀伤、挽歌、谴谪、讽喻皆是也”[2]，甚至回避“怨刺上政”这一锋芒，怨的意义也就不足道了，“怨以怒”与“怨而不怒”的风格差异也就不足道了。毕竟，“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诗人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而咏歌王政，故作诗道说天下之事，发见四方之风，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3]，是应该胸怀宽广，以天下盛衰兴亡为己任的。
那么，孔老夫子在列举诗歌的社会功能时，为什么没有一条与“可以怨”相对应的“可以颂”呢？是夫子一时的疏忽，还是有意的回避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疏忽怕是说不过去的，圣明如孔子，是不大可能有如此明显的疏忽的，只能是有意回避。孔老夫子为什么要有意回避诗的这一功能呢？我想，首先是兴观群怨这一命题的提出，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孔安国说“可以怨”就是“怨刺上政”，那么，如果“可以颂”当然就是可以“颂扬上政”了。可是，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周室衰微，周礼废弛，诸侯之间相互杀伐兼并，攻城略地，狼烟四起，无一义战，各国君臣实在是乏善可陈，在以恢复周礼、重建理想社会为毕生追求的孔子看来，这个时代诗歌的主题恐怕也只能是“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可以怨，而不可以颂了。何况国君那个大位，多少人觊觎犹不可得，你既然获取（争取、夺取、窃取）了它，在其位就该谋其政，就该履行那份责任，就该做出良好的政绩。治国有方是你的本分，有什么好歌颂的？难道一个农民地种得好，一个演员戏演得好，也要享用许多颂歌吗？治国无能或荒淫误国则是你的罪过，就该谢罪下台！难道一个厨师菜烧得赖，一个庸医屡屡致人死命，还不该去职滚蛋直至下狱问刑吗？还有，孔子想必早已觉察人性中那奴性和势利的一面，深知诗“可以颂”与“可以谀”只有一步之遥，难以界定。不曾认可“可以颂”，历朝历代“可以谀”的东西尚且不绝于耳；一旦提倡颂歌，那献媚邀宠拍马屁的东西岂不泛滥成灾？所以，孔夫子只说诗“可以怨”，不说诗“可以颂”，不曾给当时和后世的奴才佞臣们以诗媚上以任何理论依据，这是极具先见之明的。
这里可能有一个疑问。相传《诗经》是孔子亲自删选的，《诗经》里与“风”、“雅”并立的不是还有“颂”，有《周颂》、《商颂》、《鲁颂》吗？《鲁颂》之中《閟宫》、《泮水》等篇不是在颂扬鲁僖公的兴兵杀伐和兴修宫殿吗？其中“穆穆鲁侯，敬明其德。敬慎威仪，维民之则”之类的颂词不是也很肉麻吗？孔子选诗可以有“颂”，孔子论诗却不承认“可以颂”，他的选诗原则与论诗精神不是自相矛盾了吗？
“孔子删诗”之说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在唐宋两代就备受质疑，孔子不说诗“可以颂”，这一点恰恰可以为孔子并非《诗经》选家的观点再添一条论据。反之，如果孔子真是《诗经》选家，那就只有一个解释，在孔子看来，《诗经》三百零五篇并不全是经典之作，其中一些庙堂乐章——颂歌，是仅仅具有史料性的，聊备一格的。这一解释的佐证是，《诗经》这部周代诗选，当时只称为《诗》，并不称《诗经》，那个“经”字是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才加上的。
从学理出发，客观而论，诗应该是“可以颂”的。六朝以后，中国诗学有“美刺”之说。所谓“美刺”，即赞美统治者的功德，指刺统治者的过失，泛而言之，即赞美良善，批评丑恶。美刺说将赞美与怨刺并举，应该说是对诗“可以怨”这一命题的合乎逻辑的演绎和补充。美与刺，颂与怨，表扬与批评，对真善美的赞扬和对假恶丑的鞭笞，本来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相互依存的，不宜偏废的。诗的主题既然可以是怨刺，当然也就可以是歌颂，与“可以怨”相对应，也就应该有一条“可以颂”。
只是诗在发挥其“可以颂”的功能时要特别谨慎，幸亏孔夫子圣明，不曾说过诗“可以颂”，否则，后世的谄媚小人们溜须拍马，以诗邀宠，可就诗出有名了，千百年来，不知要平添多少马屁诗篇。
然而，尽管有圣人为艺术立法，后来的历史中，怨诗还是常常被压抑，颂歌还是常常被鼓励。“周灭秦兴至隋氏，十代采诗官不置。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不是章句无规刺, 渐及朝廷绝讽议……”[4]东周以后，历代乐府机关和采诗官员形同虚设，或根本不设，君临天下者根本不屑于体察民情，整日陶醉于赞歌、艳词，诗歌的作用仅仅在于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取悦圣上、麻醉人民。其原因也很简单。在献媚者，折节摧眉，谀上献媚，做文学弄臣，无非是利益驱动，以一种精神贿赂换取封赏，分一杯羹；在受媚者，则欣然受之，以满足一颗昏庸之心的虚荣，悦耳之余，还可以掩耳，以拒天下“噪音”。
据《隋书•音乐志》记载：“文帝开皇中，诏牛弘、姚察、许善心、虞世基、刘臻等详定雅乐。弘等奏曰，伏奉明诏，详定雅乐，博访知音，旁求儒彦，研校是非，定其去就，取为一代正乐，具在本司。于是并撰歌辞三十首，诏并令施行。”由此可知，这种阿谀上政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东西，有时是由御用诗人奉诏而作，并作为“一代正乐”诏令推行的。“正乐”之外的一切令圣心不悦的东西想必是要加以封杀禁毁的。
大业十年（距炀帝覆灭尚余三年），当隋宫里由御用诗人精心炮制的鼓吹曲辞余音袅袅不绝于耳时，隋炀帝乘船前往扬州途中，于夜半时分却亲耳听到了下面一首悲哀痛切的民歌。[5]据说，“帝闻其歌，遽遣人求其歌者，至晓不得其人，帝颇彷徨，通夕不寐”。想必是与平日在皇宫之内所惯听的奢华旋律反差太大，以致难以消受：
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小。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悲损门内妻，望断吾家老。安得义男儿，焚此无主尸。引其孤魂回，负其白骨归。
套用当代一首悼念“文革”中罹难的思想者张志新的著名小诗[6]，这叫做：他把带泪的悲歌，放到乐府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谄笑者，都失去了——重量。
[1]《毛诗序》。
[2]黄宗羲《汪扶晨诗序》。
[3]孔颖达《毛诗正义》。
[4]白居易《新乐府•采诗官》。
[5]见传奇小说《海山记》。
[6]韩瀚《重量》：“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
8、魏晋玄言诗与新诗现代派
2007-05-25 22:31
玄言诗对于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陌生了。可是在魏晋时代，作为一种诗歌风格，它曾经独领风骚，作为一个诗歌流派，它在诗坛占主导地位曾经长达一百多年！
魏晋时代政治黑暗，官场险恶，以谋权篡位或翦除异己为目标的宫廷斗争往往伴随着血腥的屠杀。一般文人情知国事不可为，不敢奢望修齐治平兼济天下，为全身远祸苟且偷安，只得逃避现实，缄口不谈时政。于是皈依老庄谈玄究理，到玄虚哲学中去寻找精神慰藉，配合以服药酗酒散发扪虱等颓废行为，一时蔚然成风，这便是魏晋风度。“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贼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仕进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
玄言入诗，即玄言诗。玄言诗一经兴起，建安风骨即告式微。岂止建安风骨，《诗经》《楚辞》一脉相承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传统也都成为昨日黄花，凋零殆尽。于是，“贵黄老”，“尚虚谈”，诗成为哲学讲义，成为老庄教旨的韵文诠释，充满形而上的虚无主义玄思以及韬晦遁世的枯燥说教。其艺术表现上，则以放逐形象思维的艰涩晦暗幽微曲折的文字和故弄玄虚的形式主义为主要特征。
遗荣荣在，外身身全。
卓哉先师，修德就闲。
散以玄风，涤以清川。
或步崇基，或恬蒙园。
道足匈怀，神栖浩然。
── [东晋]孙绰《答许询》九首之二
傲兀乘尸素，日往复月旋。
弱丧困风波，流浪逐物迁。
中路高韵溢，窈窕钦重玄。
重玄在何许，采真游理间。
苟简为我养，逍遥使我闲。
寥亮心神莹，含虚映自然。
亹亹沈情去，彩彩冲怀鲜。
踟蹰观象物，未始见牛全。
毛鳞有所贵，所贵在忘筌。
── [东晋]支遁《咏怀诗》五首之一
当是时也，玄理之风，如紫气东来，纵横诗国，大行其道；如浩月当空，笼罩四海，领导新潮。
玄言诗在当时并非没有受到批评。不满玄谈之风的葛洪就曾指出：“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也。”[ii]然而，批评归批评，风行归风行，当一种诗风甚嚣尘上时，圈中人是听不进任何批评意见的。“间有斥其非者，世反谓之俗吏。”[iii]批评的声音客观上还会成为被批评者的推销广告，这一效应想必古今皆然。这也就是批评界往往失语的原因。
当然，一股逆流是不可能永远汹涌下去的。玄言诗兴起于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夏侯玄和钟会为其代表；至东晋更为盛行，孙绰、许询、桓温、庾亮、支遁是其中坚。但各家作品多已散佚。其中被鲁迅称为空谈和吃药（药名“五石散”的一种毒品）两大祖师[iv]的何晏仅存两首与玄理无关的《言志诗》，许询仅存一首并非谈玄论道的咏物小品《竹扇诗》，王弼、夏侯玄、钟会、桓温、庾亮则徒留诗名，囊中空空，并无一字传世。只有孙绰、支遁二人，或领袖文坛，或终老佛山，得存诗较多，像是历史老人有意为玄言诗派留下一份供后人评说成败得失的文本。作为诗史上的一个曾经显赫百年的流派，玄言诗到晋末终告衰落，其诗坛主导地位为山水诗所取代。（尽管那影响并不容易消除，例如，谢灵运的山水诗大多是一半写景，一半谈玄，拖着玄言诗的尾巴。）在后来一千多年的中国诗史上，渐至湮没无闻。这个结局，应该说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关于玄言诗，刘勰《文心雕龙》指其“江左篇制，溺乎玄风”，“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v]钟嵘《诗品》斥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皆切中要害之语，可谓盖棺论定。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玄言诗却死灰复燃，得到了一次空前的复兴，尽管人们并未想到祭起何晏、孙绰们的亡灵。这便是新诗的所谓“现代派”（以及“后现代派”）的粉墨登场。
现代派新诗几乎是具备了魏晋玄言诗的一切特征！如放逐情志，独重理念，所谓“主智”；沉湎于形而上的玄想，将诗作为哲学讲义或哲学笔记，以阐释玄理为诗之要义和时尚，只是不局限于中国的老庄，而更热衷于西方哲学，兼及若干宗教教义；如逃避现实，不涉美刺，远离人间烟火，鄙夷时代使命感，否定并嘲弄诗歌的社会功能，无论是教化还是批判；如轻慢意象，倾向于以抽象思维代替形象思维；如语言艰涩隐晦，故作深奥，且更为放纵，恣意对语言施虐施暴；如形式主义和技巧至上，所谓“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说”；如蔑视读者，以曲高和寡自得自炫……可以说，玄言诗的幽灵已悄然附体于“现代诗”，新诗现代派就是二十世纪的玄言诗派。中国的现代派们实在是不必数典忘祖，远道西游去寻求衣钵和牙慧的，“现代派”在咱们地大物博的中国确实是“古已有之”。
现代派以“现代”自诩，其实并没有多少现代性可言，“现代派”（“现代诗”、“现代主义”）这个名目只是基于时序所取，与其流派特征完全无关。或者，鉴于中国诗史上早已有一个“玄言诗”的现成名目，不妨沿用，所谓现代派，不如称之为“后玄言派”，倒还有利于标明其流派特征和历史源流，避免不必要的混乱。
现代派们总以为别人都是传统的顽固守旧的，只有他们自己是反传统的锐意创新的。他们怎么也不曾想到，他们自己的那一套理论和实践竟也是“传统”的，作为它的原型，玄言诗在一千六七百年前的魏晋时代还曾经是诗坛的主流派，只不过他们的那个“传统”却早已不幸成为了“失传之统”、“不传之统”，在艺术世界的生存竞争中被适者生存的法则给无情地淘汰了，他们坚守那一套才真正是顽固守旧呢！文学艺术的许多观念、理论、风格、流派，在文学艺术史上都是能找到它们的原型的。文学艺术历经几千年发展，到今天，恐怕任何认为自己的一套乃是全新的、从零开始的、史无前例的创造之所谓“首创论”、“空白论”，都只能是幼稚的妄言。──我不大有把握这一判断是否有例外，但我相信，即便有，也不属于新诗现代派。
新诗在当今中国受到读者的空前冷遇，现代派是负有很大责任的，因为其理论的鼓吹和作品的充斥，在参与扫荡了十年浩劫登峰造极的极左派的假大空话语之后，又从另一个极端搅乱了诗坛的是非，败坏了新诗的声誉。近日，一位报考鄙所诗学研究生的湖北某中学语文教师在给我的信中说：“我校一些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语文教师，平素是从来不看诗歌的，问之则曰‘不知在胡弄些什么，我看它干嘛？’诗歌创作无人喝彩。这该是多么尴尬的情形！”这决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现代派的弊端天人共鉴，整个诗国怨声四起，有艺术良知的人们不会视而不见。然而，尽管许多人幡然醒悟，从其阵营中分裂出来，甚至其领袖级人物也频频发言指斥其积弊，现代派的若干新老盟友却仍然痴心不改，苦苦地坚守着阵地。
其中一个“建设性的”举动便是抬出穆旦[vi]，将他拥上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的第一把交椅。七鼓八噪，如今，穆旦研究已成为热点了，穆旦的地位已不亚于当年东晋的玄言诗大师孙绰了，穆旦的诗集已是注家蜂起了，穆旦门下如今也差不多是贤人七十弟子三千了。我却总也弄不明白，现代诗为什么要写得比古诗还难懂？为什么现代人写的诗给现代人看，还要借助于冗长的注解导读？穆旦篇幅有限的《诗八首》（八八六十四行，据说是情诗），为什么需要数千字、数万字的长文来作反反复复的“细读”？我怀疑是否真有什么用平易流畅的语言无法表达的深邃的思想和深沉的情感？既然一种语言可以译成另一种语言，同一种语言内的艰涩表达难道就不能译为平易表达？是的，诗人应该是思想者，但思想者是否就是诗人？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的水泊梁山，如果缺少晁天王，就让它缺少好了，用不着匆忙拥立谁或改立谁。神化穆旦救不了玄言诗。才从现代迷信的香火中逃出来的我们，不免对一切新的造神运动过敏。
诚然，玄言诗的某些作派，如逃避现实谈玄究理，可能是时势使然，有时也不妨理解为一种消极的抗议；如幽微晦涩的语言风格，有时可能是为藏锋避讳，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曲折表达方式的需要；如形式主义，有时也可能是不无积极意义的艺术探索。可是，当少数不失真诚的探索者身后聚起庞杂的等而下之的追随者，当一切语病、黑话、结巴、晦涩、怪诞、苍白、猥琐、浅薄、痞气、唯丑、没文化、没教养、下半身……都瘟疫般地集合于探索者的旗下，探索者却不加甄别地引以为党羽，一往情深地予以呵护，喜剧效果便发生了。
有时我甚至想，现代主义最大的敌人也许不是别人，而恰恰是那些皈依到现代派旗下的诗人自己，因为正是他们的作品（《石室之死亡》《０档案》之类）更加败坏了现代主义的声誉。“没有偏激就没有深刻”这一命题是不能到处滥用的，我们不要忘了另一至理名言：“真理再往前跨出一步就是谬误！”说深字数检查预览帖子清空内容 耕就掘地三尺，说密植就密不透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某些人的狂热和瞎指挥对于中国农业的伤害，使我老家的农民至今提起来还痛恨不已。将现代主义的某些不无合理因素的理论主张推向极端即推向谬误。正如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敌人可能不是别人，而恰恰是那些自称为最激进、最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四人帮”和红色高棉波尔布特之流一样。马克思主义难道就不能不与专制和恐怖搅到一起吗？现代主义难道就不能不与晦涩和怪诞搅到一起吗？君不见，被公认为台湾现代诗始作俑者的纪弦，其晚年也颇有悔意，说“从前在台湾，有人故意逃避情绪，切断联想，把诗写得十分晦涩难懂，而自认为很‘前卫’。我大不以为然，决不点头。说现代诗是‘难懂的诗’，如果不‘难懂’，就不‘现代’了，那真是一大笑话！”[vii]
还有所谓后现代，其调侃一切、亵渎一切的痞子口吻，与文革之初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红卫兵精神是一脉相传的。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我们应该知道建构什么，解构什么，知道破坏之后还须建设，解构之后还须重新建构。人毕竟要有理想，人类的理想未来不能寄于乌托邦，也不能存于荒漠或废墟。况且，并不是任何既有的建构都是可以亵渎和解构的，譬如爱国情怀，譬如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对着黄河洒泡尿的小痞子作派终究是难以容忍的。
作为一种风格，一种流派，在一个宽容和多元的诗坛上，玄言诗、后现代其实都不妨存在，不妨聊备一格。“不管它多么怪异，多么令人倒胃口，都有它们存在的权利，正如癞蛤蟆和赤练蛇都有存在的权利一样。看不懂癞蛤蟆和赤练蛇并不是生物学家的光荣，看不懂某些后现代诗也不是诗歌评论家的自豪的本钱。”[viii]可是，癞蛤蟆和赤练蛇有存在的权利，却没有主宰生物圈的权利，没有成为生物圈中巨无霸的权利，没有吃天鹅肉，剥夺天鹅和夜莺们生存权的权利。而“癞蛤蟆和赤练蛇”在某些理论家那里一贯被唤作“第三代”（如果把艾青等当年的归来者算作第一代，朦胧诗算作第二代，第三代就只有“癞蛤蟆和赤练蛇”吗？）备受鼓噪，正是试图赋予它这种权利，张扬着它的这种权利欲。而对于非生物学非诗学职业的，不愿意自讨苦吃自找罪受的一般动物观赏者和诗歌爱好者，咱们有什么理由要求人家也像咱们一样忍受着痛苦和恐怖，倒着胃口，去看直到懂咱们这丑陋可怖的癞蛤蟆、赤练蛇和第×代的诗呢？而论者立论，是不能不照顾一般观赏者、读者的审美心理，只以一己偏好和怪癖为依据的。
温故而知新。魏晋玄言诗早已被诗史所遗弃，“后玄言诗”在诗史上的命运，也不会比它的上一轮回更为美好。如果不满足于聊备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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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帝纪第五》。
[ii] [东晋]葛洪《抱朴子·辞义》。
[iii] [清]张亮采《中国风俗史·清谈》。
[iv]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
[v] 柱下，周代官名，即柱下史，老子曾任此职，代指老子及其《道德经》。漆园，庄子为吏之处，代指庄子及其著述。
[vi] 孙玉石《解读穆旦的〈诗八首〉》：“穆旦的诗，在思维形式、创作风格和表现方法等方面，深受二、三十年代的西方现代派诗人爱尔兰的叶芝，英国的T.S.艾略特和奥登等人的影响，这种影响中的某些方面，如玄学思辩与具象象征的结合，又可上溯至一直为T.S.艾略特所深爱和推崇的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玄学派诗人们。”此文收入孙玉石著《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vii] 《〈纪弦精品〉自序》，载《诗刊》1995年2月号。
[viii] 孙绍振《后新诗潮的反思》，载《诗刊》1998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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