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穗穗，还记得我吗

慢速伊妹尔

李双鱼诗集《越人歌》短评

文/廖令鹏

李双鱼的诗歌犹如午后的鬲山，大慈大悲和清净无为就像飞来飞去的蜜蜂和蝴蝶，佛家的真谛和道家的超脱交相映衬，构成他诗歌中举重若轻的古典山水诗特色，此种风格可以追溯到盛唐中唐时期。王维、韦应物等人中年之后，偏安一隅，行迹于山水之中，隐身于佛道之间，从而形成那种清新、唯美、飘逸、超脱的诗风。在《小令》中，李双鱼把这种风格发挥到极致，感受深细，随物赋情，置凡尘中的“小”于更细微、更接近于“无”的境界，才使得整束诗歌彰显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道家清静世界，或者说流露着“落花逐流水，骑驴过小桥”的超然脱俗的潇散世界。80年代后的年轻诗人运用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领悟而步入常人晚年后才能大彻大悟的境界，实在难能可贵。另一方面，影响着诗人的儒家精神在现世社会的介入，也影响着诗歌语言和社会语言话语权的争夺，这在组诗《小令》和诗集中其它诗歌背后必须审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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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诗歌的生态研究

文 廖令鹏

前言

本文主要论述深圳生态诗歌与深圳诗歌的人文生态，其中重点论述人文生态，从正面、侧面。纵向、横向等对深圳诗歌的人文生态进行研究考察，总结了深圳诗歌人文生态链中较为重要的节点，并指出深圳诗歌的发展与诗歌人文生态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课题的提出

鲁枢元的《生态批评的空间》比较系统地提出文学生态的批评这一概念。这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一种批评方法，也是具有前瞻性的批评。不过作者没有对诗歌的生态及诗歌生态批评进一步的研究，这需要在诗歌理论或评论界引起一定的重视，就目前的诗歌创作大环境来讲，诗歌生态创作或生态批评显得尤为迫切。

1962年，美国女作家卡森的长篇报告文学《寂静的春天》的问世标志着生态文学时代的到来，即作家自觉地表达生态意识、深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较早进行系统并自觉地生态文学是在上世纪80年代，生态文学较频繁地出现在报告文学、小说、散文创作当中，云南诗人于坚不乏其中。他饱含着对精神生态和自然生态的双重关注，创作的长诗《哀颠池》普遍认为是一部前瞻性的生态诗歌作品，后来创作的散文《温泉》与散文集《相遇了几分钟》充满了对城市化进程中乡土中国陨落和自然环境破坏的哀悼。但中国诗坛，至今也没有一部像样的诗歌著作集中关注过生态问题，致使诗歌一直游离于生态文学之外。

从真正意义上说，诗歌是最早介入生态文学领域的文学体裁。《诗经》中的国风有不少诗篇是叙述自然景观，大到巍然屹立的高山，小到随风飘荡的芦花（详见《〈诗经〉中的自然环境及环境问题》孙柳著）。而后汉魏诗人们崇尚自然超脱，像竹林七贤、建安七子等人也对自然生态抒发，直到后来颇有代表性的田园派，性灵派、公安派等诗人都把目光转向大自然，寻求大自然的野趣。一方面，诗人们托物言志，以自然之物喻情，抒情达意，如《桃花源记》《赤壁赋》《石钟山记》《游褒禅山记》等名篇佳作，另一方面，诗人从自然出发，回归自然，超脱自然，以反刍人生境界。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以徐霞客《徐霞客游记》和郦道元的《水经注》为代表的游记小品，为生态文学竖立一座坚挺的石碑。

反而是现当代诗歌，生态似乎只是农民或乡土作家的事情，生态诗歌严重缺席，诗歌的人文生态也呈现五花八门的面貌，研究起来十分不易。下面，本文就南国改革开放热土——深圳的诗歌生态问题进行讨论，探索诗歌生态的普遍问题，以抛砖引玉。

深圳生态诗歌梳理及批评



60年代之前夕，古老的深圳是一个偏远的小渔村，村民与渔船为伴，与鱼虾为友，与大海结为生死之交，这时代的生态诗歌的主人公就是人与大海。人们依海而生，大海因人而更显活力，人与大海的和谐相处，造就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海的情结，诞生着一个又一个大海英雄史话，留下许许多多的海文化的传承。（引述当时生态诗歌初貌，略）

而作为现代化大都市，深圳是一座新兴城市，城市规划与开发建设基本上是从70年代开始的，生态文学也经历了时代断层，即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所有的人目光都转向经济开发与社会转型，深圳不断地开疆拓土，填海封域，大海，曾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忍受着切肤之痛与亡身之苦，诗歌恰恰在这一时期失去声音。哪怕是年1988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手推出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诗歌在深圳打响了第一炮，生态诗歌也从未受到过一丁点儿关注。

90年代至今，深圳的生态诗歌几乎空白，生态主角——大海全部作为港口码头存在，整天忙碌的港口码头吞吐货物，白色垃圾如幽灵般飘荡在海岸边缘，生态无只字可言，不提也罢。只有在旅游名胜区才能窥探到一丝丝苟延喘的生态，生态诗歌在这儿偶尔出现。

可以说，深圳的生态诗歌荒凉是先天不足造成的。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人根本不可能指望他去为别人服务。不过，无论如何，作为一个现代化城市，生态是必须的，没有绿色生态的存在，人类称不上健康的人类。如今，深圳呼吁的生态空间十分有限，生态文学也小家碧玉，英雄无用武之地。笔者注意到，《深圳诗词》栏目“鹏城放歌”和“江山揽胜”这两个栏目，对于深圳本土自然生态描绘的作品较多，基目上涵括了深圳绿地如梧桐山、仙湖、大小梅沙、大鹏湾、南山等山水胜迹，描述了鹏城美丽的自然之景，热情讴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并渴望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超脱情怀。当然，现代诗歌却没有这么幸运，它更多地停留在以人为主体的诗歌创作中。



本位与它位的诗歌生态倒置

奇怪的是，当代诗歌的生态却存在另一种现象，长篇累赎的诗歌描绘是一祖国大好河山与优美景色，诗人似乎在深圳之外寻求诗歌的生态，诗歌中的自然情结仍然存在于心中。诗人李晃近著诗集《饮马江南》，上百首诗歌描绘着反复歌咏江南胜景：绿柳如烟，平湖秋月，采莲湖州，烟波亭台等等让人如痴如醉的美景尽收眼底，把它们化为长长短短的诗行。不可否认的是，诗人在这部作品中寄托的是个体人生体验和嬉笑怒骂等情怀，但从诗中所描绘的景观来看，足以称得上是一部彻头彻尾的生态诗歌佳著。唐成茂的诗集《在水之湄》也有很大部分描绘的是巴蜀风情，来自天府之国的纯朴旷野的景色，如《回味四川》《中江传奇》等等。80后诗人李双鱼的《黄山诗简》中有一组“小令”，把黄山春夏秋冬的景致描绘得形象逼真，大到黄山日出，小到流水汩汩，静有黄花，动有走狗，把黄山那种宁静淡雅的景色通过诗歌表达得细致入微。而且“小令”这组诗诗艺纯熟，情感细腻，两者结合得天衣无缝。70后诗人旧海棠，最近出版的诗集《平原上的细雨》，通过女诗人独有的唯美、敏感，把徽州大地细雨霏霏的平原，冬日沉睡的平原，春天的芦苇花，秋天的花生地等等自然景观与风俗人情无条件地呈献给读者。

实际上，在至今还保留着农耕文明的农村，生态的和谐保持得较好，换句话说，生态在那里才能找到和谐的感觉。因此，深圳诗人把诗歌中的生态情结都奉献给了自己的家乡，家乡的风景，此时的生态情结等同于乡土情结，这不得不引起笔者的追问。工作生活在城市中，作为城市本位，却不厌其烦地抒写着作为它位的故土的生态诗歌，这是一种主动的关注呢还是被动的关注？诗人眼中究竟存在“生态诗歌”这个概念没有？我们把答案交给《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中所论述的那样——“当今任何一个城市所在的位置，过去都属于乡村，这样，乡村就可以视作城市的母体。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学中兴起的寻根潮一直波及今日，令我们沉思的是，以文学形式寻根的作家们，最终寻到的源头为何总是一个远离城市尘嚣的故土？”（《城市的想象与呈现》蒋述卓、王斌、张康庄、黄莺著）



黑铁与网络对生态诗歌的影响



当我们长篇大调论述自然景观之生态即绿色生态时，我得必须对另一种生态有所认知。我们暂且称之为黑色生态（Dead- ecology），或者说是“黑色物理链”。从泥土中挖矿，从矿中炼金，炼铁，从金银铜铁中锻造钢铁，用钢铁来制造机器，用机器来加工钢性制品，钢性制品废弃后经过处理又变成原钢，这样一环扣一环，硬质的，无生命的，黑色的东西便形成一个物理性质的链条，与绿色生态链条不同的是，这样的链条是无生命的，死的，无情感的。类似这种链条还有石头水泥等物，它们是成就城市建筑的基础，也是破坏自然生态的元凶之一。

然而，在深圳这样的大都市中，黑色生态诗歌伴随着打工诗歌此起彼伏，以郑小琼、程鹏为代表的“铁”时代曾为许多批评家称道。崇尚黑铁钢筋，热情歌颂机器的轰鸣之音，对空中飘散的焊花视为生命的礼赞，给机床、铁屑以独特视角描述，甚至赋予一种“生命”“坚硬”“不屈”的精神涵义。郑小琼的代表作《铁》，程鹏的《黑铁之光》便是这一类作品的代表。

文学，特别是诗歌中，我们必须警惕这一黑色物理链条的形成。打工诗歌中拥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涉及机器和钢铁，褒贬不一。人类的未来是告别机械文明而走向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钢铁与机器都是低级文明的产物，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铁铁制口如挖掘机、推土机、钻孔机、电动割锯等无一例外是大自然的刽子手，是吞噬自然的罪魁祸首。这里所警惕的是，诗歌作为人类的精神王冠，象征真善美的缪斯之神，绝不能一味地沉迷于这一黑色物理链条，更不能把这种链条无限延伸扩大，予以歌咏。

附带提一下，网络对生态诗歌的影响十分深远。网络文学不在文学中关注生态，甚至远离生态世界是必然的，网络本来就是更多地解决人类精神生活的问题。另外，网络基本上只在都市中虚拟，人们无暇关注生态，无暇抒发生态破坏带来的不良后果。

网络前时代的文学，灵感来自于实践，“采风”就是沿用下来的行为，作家们深入农村，即深入自然，身心放松，体验生活，其文学的生态意识也有所加强，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的游记散文曾风靡一时，余秋雨先生的《山居笔记》为人类寻找自然精神生活而创作开了先河。姜戎的《狼图腾》则以更加强烈的意识把以狼为链点的草原大生态系统进行展现并思考，作家确立生态整体观，尊重大自然，敬畏生命，承认所有自然生命的内在价值，尽可能地反思并颠覆人类中心主义，批判现代文明对大自然的肆无忌惮的破坏，批判日益病态的消费文化。前几年非常流行的梭罗的散文集《瓦尔登湖》也表明，现代人们的生态意识在进步，生态诉求在加强，这是一种欣慰的现象。

新世纪后的网络文学则缺乏生态文学，生态诗歌更是门可罗雀。个人情感宣泄、爱情的一唱三叹倒是空前繁荣，这直接导致了生态诗歌的中气不足。不光是深圳，即使在全国的诗坛，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一现象。倒是在一些地方名胜古迹人文景观不定期的举行的诗歌征文比赛中，我们还能看到质量较高、意义较纯正的生态诗歌。



深圳诗歌的人文生态梳理及批评



为什么诗歌的人文生态批评这么重要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诗人与诗歌的创作决定的。忧郁是诗人的天性，孤独也是诗人必不可少的气质，这就使得诗人作为独立个体而形成的冷色调的共性。根据哈罗德•布鲁姆论著《影响的焦虑》所论述的，诗人或诗歌，对诗人或诗歌阅读的由于“诗的误读”往往容易造成“逆反批评”，甚至可能长期作用于被影响者。正如书中所提到的马洛，这位戏剧界主要前驱，对莎士比亚施加了巨大的影响，莎士比亚自己也坦诚，他一直以来承受着马洛的影响而焦虑不安。

我们知道，诗人忧郁、孤独、厌世、消极等灰冷色调，对于潜意识上的焦虑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这种影响尽管不可见，也不可衡量，更不可预测，但它确实存在。基于这样一种精神现象，我们提出诗歌的人文生态很有必要。比如，一种生物对于另一种生物具有长期而深刻的威胁、压迫、侵占，虽然这只作为一种趋势存在，但是这直接影响到这种生物的生长环境，即生态空间。更为可怕的是，一种焦虑对另一种焦虑的影响远远大于两种焦虑的物理叠加，多种焦虑交叉影响，所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打工文学中的打工诗歌，尤其是第二代打工诗歌，很明显地暴露了这点。如果说打工文学概念提出后第一代打工作家身先士卒地履行着“生命的尊严”的意义写作的话，那第二代则偏离这一圣训。纵观打工诗歌，表现的大部分是生活的坎坷，思乡的痛苦，工作的无奈，人情的冷漠，衍射的几乎都是底层打工者恶劣的生存环境，压抑的情感历程。憎恶、呐喊、哭诉等消极悲观情绪充斥着各种诗歌文本。根据“影响的焦虑”原理，这些诗歌文本无一例外地影响着阅读者，影响着一批又一批还挣扎在流水线上，黑工厂中命悬一线的千千万万外来工，无形中形成“打工即是痛苦，痛苦来自打工”的思维方式，这对于诗歌的终极人文关怀和诗人的人文生态极为不利，对社会极为不利。

所幸的是，随着社会进步，打工文学自身的发展，打工文学的提出与倡导者和打工文学前辈们的努力，这一现象有所好转。打工文学提出者杨宏海最近提出“打工文学需要受到关注正在被更多的人关注，打工文学需要更多的感恩、希望、温暖等人文因素”，促进着打工文学的健康发展，同时矫正打工诗歌的创作方向。

抛开自然生态，深圳诗歌的人文生态总体健康。人文生态可以从创作环境、作品创作、作品传播、作品影响等几个方面考察，这几个方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好的创作环境氛围才能有好的作品诞生，作品质量优秀在传播上才能如鱼得水，传播深度与广度大，其影响才能同样深远。



新都市精神给深圳诗歌提供丰富的营养



深圳建市30多年，每天都呈现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勇敢、创新、积极、包容的人文精神反映在诗歌上，则是创作群体广泛，创作风格多样，创作素材新颖。

据调查，深圳是诗歌写作人数最多的城市之一，其创作不拘一格，不胜枚举。近年来宝安现代主义诗群呈现诗歌的理性回归，使诗歌回到人性的原点，更多的展现的是人性的美好，灵魂的归宿，更多关注城市文明的演变和人们内心关于温暖、希望、真诚的爱的人文领域。如唐成茂的诗歌《在水之湄》，以独到的诗歌角度抒写了深圳改革开放建设事业中，水与火的激情碰撞，讴歌了城市的主角男人和女人的精神格调，以特有的骨感之美，把水与火的哲学命题，男人与女人的生命命题阐述得淋漓尽致，高度赞美了城市建设者的如火的激情与如水的柔情。徐东的诗集《白云朵朵》，则是在向所有人诉说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爱，作者不仅愿意真诚地爱别人，也希望被别人爱，这种高尚的情怀流淌在浮躁冷漠的利益都市，显得难能可贵。

在诗歌的创新方面，阿翔的诗歌大胆削弱词汇的社会功能性，执著于意识与经验的表达，不断地突破自己的界限，使自己的诗歌独树一帜，为诗坛吹进一股新奇的风；阿北的《流塘小事件》记述着一个城市的人文风貌，取材之广泛，表达之活泼，思想之深刻在当代年青诗人中极为少见，特别是在深圳这样的大都市，更是凤毛麟角。

深圳诗歌的包容性完全可以为中国诗歌的典范与榜样。不管是声名显赫的诗坛前辈，还是初出毛庐的小兵小卒，不管是传承于六七十年代经典特质，还是新世纪的自我爆发式诗歌，不管是开公司坐奔驰的诗歌达人，还是吃馒头喝二锅头的底层工作者，不管是政府文化界领导诗歌刊物主编，还是诗歌入门者爱好者，不管是大象诗社突围诗社打工诗人，还是无门无派的诗歌写作者，都能在深圳这块地方找到他们的位置，这是一种诗歌全民性的包容。诗歌，这门小圈子艺术能做到这样的广泛的包容实属不易，当然，它与深圳这个城市的特性是分不开的，与这个城市的人的心态是分不开的。正是这种包容开放的城市特质，深圳诗歌生态才得以获得健康、平衡、可持续的发展。

良好的文学氛围为诗歌的传播奠定了基础。近几年来，深圳政府非常重视文化，文学也得到稳健的发展。文学产业链也开始蔓延，文学奖励机制，市民讲座，深圳晚八点，青年文学大赛，《民治文学》《羊台山》《深圳青年诗选》等形成良好的文学氛围，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之下，诗歌传播在纵向、横向、深度等三维向度迅速推进，深圳诗坛亦如暖春三月，莺飞草长。

同时，浮躁的社会现实使深圳诗歌的理论和批评欠缺。当然，浮躁可能只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说法，诗歌理论与批评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诗歌话语权，而深圳诗歌成长历史较短，积淀不深，青年诗人在全国诗坛的地位有待巩固与加强，诗歌话语权要看他人眼色，加之，从事诗歌研究的人本来就少，自然，诗歌理论批评缺席，诗歌一枝独秀的现象明显。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深圳诗歌终究会形成自己的话语权，这种权利语境不是要占领全国诗歌阵地，而是属于深圳的、创新的、适合深圳的话语权。诗歌理论批评与诗歌创作齐头并进，相得益彰，两条腿走路，走得更稳更远。

以上是从深圳大环境即城市特质、诗歌传播、诗歌理论批评等几方面考察深圳诗坛，主要是从侧面论证深圳诗歌人文生态的形成与发展背景。对于诗歌传播，将在下文引伸论述。



诗歌的通道问题



诗歌界引入场的概念，旨在说明诗歌、诗人、社会等相互之间的联系。深圳诗歌场在近两年力量十分强大，在这种强大的磁场笼罩下，诗歌生态也趋向于和谐。在这对深圳诗歌未来的取得巨大的发展垫定了基础，可以预见的将来，深圳青年诗歌将呈现繁荣的景象。李少君在《诗歌的“草根性”时代》（2009年《深圳青年诗选》序）里写道：“据我所知，深圳的很多工厂、街道办事处都办有诗歌刊物，深圳的打工者们就是在这里找到了用武之地，施展才华；深圳的很多大公司也鼓励白领们在内部刊物上创作诗歌，让他们更加热爱生活和学会自我调节；我还听说，深圳的很多领导、很多大老板也暗地里读诗或写诗……所以，深圳将成为当代诗歌的繁荣昌盛之地，我一点也不奇怪”。

笔者通过长时间考察与研究，认为深圳诗歌出现这种良好的人文生态现象，主要归功于诗歌的通道得以通畅，从而引发诗歌生态发生变化。而诗歌的通道主要取决于诗歌阵地的通道。2009年3月，《诗林》杂志花开两朵，在深圳创办下半月刊，这是一次非常寻常的诗歌事件，主要表现在：

一、通过《诗林》这本创志平台，打破了《诗林》长期割据东北阵地局面，联通了东北诗歌阵地与以长三角为主要基地的南方诗歌阵地。《诗林》主编潘虹丽说这是北方诗歌嫁到南方，花开两朵，一桥飞架南北，南北诗歌交流将更加频繁。

二、《诗林》在深圳创办之初，如同一把尖锤，打破了各个诗歌水缸。换句话说，联通了多个诗歌通道。《诗林》来到深圳之前，深圳存在五个以上诗歌团体，若干个诗歌圈子与阵地，广东诗歌俱乐部《白》诗歌，《诗生活》如同宫墙，那儿的诗人居庙堂之高，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不解诗群也有许多实力诗人游荡在深圳各区，另外，大象诗社的主要创办人及活动人士当时大部分来到深圳，从宝安31区掘起来的新老一代诗人时时张望，企图伺机突破，还有一批年青诗人高举宝安现代主义诗群的旗帜……实际上，当通道没有打通时，大多数诗歌阵地各自为政，各自寻找乐子，大有鱼有鱼道，虾有虾道，沟通之少，自然老死不相往来。《诗林》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首发会上，几乎所有诗歌阵地代表人物共话一堂，高举酒杯，诗林中百鸟朝凤，和音悦然。

这只是开始。随着时间推移，通道流畅后，融合各种相向和相反的力量，形成一股强大的诗歌力量。健康的生态正是这种趋势，深圳诗歌人文生态由于通道的融合，万江汇海，峥峥向荣。

三、在这种生态环境之下，诗歌本身的生态链也得到发展。宝安现代主义诗群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内因（诗群本身有发展的要求，外因，深圳诗歌人文环境优越，相结合的情况，宝安现代主义诗群发展十分迅猛，涌现出一大批实力强劲的诗歌后辈，诗群在全国的地位也日益提高。也可以说，诗群并不是单独一个诗群，而是有深圳诗歌力量作坚强的后盾的。它就像一棵树，地下的根绵绵不绝地提供这棵树生长的营养。

四、深圳诗歌的讯息空前丰富。不完全统计，至少有五家全国性的诗歌大刊在深圳有联络点，民刊的联系在深圳也有很多活跃人士。另外，由于深圳独特的地缘优势，衔接了香港、澳门、珠海等地的诗歌阵地或力量，这点匆庸置疑，从深港诗人频繁的诗歌交流活动中便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深圳诗歌由于其通道的打通，各诗歌阵地与团体融为一体，使诗歌形成多元现象，甚至形成诗歌金字塔，诗歌及活动繁荣，人文生态十分健康，这对于蕴育优秀的诗人和诗歌极为有利，深圳诗人必须抓住这一良机，厚积薄发，打造中国的诗歌重地。



诗歌人文生态蔓延



台湾诗歌界也对深圳这块土地情有独钟，台湾诗歌会，艺文论坛主编林静助先生考察深圳诗歌人文生态之后，欣喜地表示对深圳诗歌前景十分看好，将来要加强台湾与深圳的诗歌方面的交流与推介活动。香港诗歌与深圳诗歌具有母体血缘的关系，两地诗歌交流十分频繁，香港诗人与深圳诗人相互沟通学习，对于活跃深圳港两地诗坛，延伸和带动两地诗歌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一种人文生态的蔓延，是一种健康气息的发散。

总体来说，深圳诗歌形成一条相当自然健康的生态链条之后，它的融合能力、消化能力、延伸能力、循环发展能力等十分强大，这就是人文生态的重要影响和深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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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唐成茂诗歌的魏唐遗风

文/唐成茂

中国诗歌进入魏晋时代，是一个非常矛盾的阶段，一方面它必须延续汉诗的民间情怀，稚朴简练的语言风格已深入人心，另一方面，晋朝特别是东晋文学逐渐演变成贵族艺术，即成为文人雅士休闲的玩物，即扬雄所谓的“雕虫小技”，特别是情感策略由向上取代向下，收敛大于奔放，婉约覆盖直放。所幸的是，当时身位尊贵的文坛老将，那是从战火纷飞的时代走出来的，魏朝诗歌彰显出一种源自于内心，深入骨髓，浸蚀悲喜的力量，这种力量建立在祖国大地之上，撑起诗歌作为个人身分识别精神特质。五代十朝，这种诗歌的力量被逐步削弱，诗歌视为玩物，沦为赤裸裸的文字游戏。当诗歌发展到唐朝，这种力量迸发出来，并且朝着多个方向发散，其中之一便是浪漫主义色彩基调。唐代诗歌的浪漫主义表现在语言与思想的浪漫，李仙贺鬼是为极致。外国诗歌的浪漫主义倾向也呈现多元化，华兹华斯的理想主义浪漫与雪莱的个人主义浪漫，善于创造交叉感性与抽象世界的诗人史蒂文斯，他的浪漫与美国浪漫巨擘惠特曼显然属于两种不同的风格。诗歌中现实主义的力量完美地融入于超然的浪漫风采，特别现代诗歌，能汲取魏朝诗歌的滥觞于民间而高于民间的格调和唐朝诗歌中李白式的浪漫，又能让诗歌的现实主义落地，对现实世界发言而不拘泥于个体经验式的情绪表达，是诗人们必须审视的一个问题。

深圳诗人唐成茂的语言和文体，直接摒弃了虚浮华丽的“诗的语言”，他的诗蕴含着另一种美学特征。“唐成茂的诗歌有一种大气以及强大的冲击力、震撼力，真情的催发力，同时具有“骨感美”与“温存美”，属于一种经改良的新型婉约诗歌”（见木鱼《一窗独揽四时景  不成风景也成诗》——对深圳诗人唐成茂的作品解读），犹如骨头上的桃花，继承了独立审美的意识与精神，自然与现实社会，个人身份与自我成长，直到想像力与诗的本质都在他的笔下获得重整的机会，他是一位贴在地表生活并写诗，用地表的温度来温暖灵魂的温度，用地表的悲惘来映衬作为一个诗人的骨格与风度。

从唐成茂的诗歌《山城棒棒军》《回望四川》《春节回乡》《天崩地裂的四川》等作品中，读者很容易从中感觉到一种建安风骨的艺术审美，虽然没有建安风骨所流露的“政治黑暗，战争频繁，人民流离失所，万千苍生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等寒心的恐怖画面，但唐成茂诗歌字里行间无不蕴含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他笔下的四川社会面貌，仍是欠发达地区蛮夷僻壤之所，百姓生活之贫苦，特别是世纪初，天灾人祸频频发生，人民一而再，再而三地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社会现实十分惨淡。（已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