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诗歌：《一个人的诗歌史》读后

彼亦一是非

春节假期是在亲戚家里过的，很喧闹，于是带了两本事先准备好的书，躲入未开暖气的房间，享受一个人的阅读。其中有英国历史学家弗思所撰《克伦威尔传》，还有刘春的这本《一个人的诗歌史》。本打算认真读几章《克伦威尔传》，再翻一翻《一个人的诗歌史》，前者我是当学问来做的，后者则为休闲。

谁料，一上手就放不下了，以至于早把诗歌史读完，仍觉得热情涌动，迟迟无法平静，返回冷冰冰的历史里。

刘春的文字我不算陌生。2009年中，珠江国际诗歌节上海站举行，我有采访任务，为临时抱佛脚，买了他的《朦胧诗以后》。我初中起迷恋诗歌，首先是古诗，随即接触到表哥先借后送的《朦胧诗选》，对现代诗产生强烈兴趣，还信手涂鸦，“自创”了大量作品。可惜，那时候现代诗歌已从主流媒体、书刊上蒸发，又没有网络，在我最需要好作品“主动”叩响心扉的年龄，好诗却踪影难觅。而所能找到的一些诗歌角落，风格、技艺要么保持着“五四腔”，要么先锋得远超我的理解力。上海广播电台当有一档诗歌栏目，能坚持下来很不容易，但其播送的诗歌，往往抒情无度、词藻华美。我那时青春痘茁壮成长，叛逆心理如脱缰野马，不缺洪水般恣意的抒情（流行歌曲里应有尽有），却渴求能击中灵魂、让我安静下来的诗句。然而没有。就这样，我逐渐远离现代诗，大学后干脆不写诗——因为缺少学习榜样，怎么也洗不清“五四腔”“朦胧味”，满怀的个人情绪和体验始终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

直至为工作“被迫”读了《朦胧诗以后》，我才隐隐意识到，我对现代诗歌的认识是有巨大断层的。我的“诗歌史”中有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郭沫若，接着是北岛、舒婷、芒克、多多、顾城、梁小斌等朦胧诗人，再接着？几乎没有。于坚、韩东等“第三代”虽有耳闻，却并不了解，总觉得“闹哄哄”。换言之，我的诗歌阅读趣味长久地停留在“朦胧诗”阶段，往后直接跳到了至今难以领会的先锋诗，独缺中间一大块。而问问我周边的同龄人，谈起中国现代诗歌，恐怕也只能数出徐志摩、戴望舒、北岛、舒婷和顾城（前四位有作品收入教材，顾城的名声则更多来源于诗歌之外）。若非碰巧遇到《朦胧诗选》，我的“诗歌史”将更加“古远”。

不过，《朦胧诗以后》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它太琐碎太纷乱，思路也不够清晰。写完报道就被我抛掷脑后。关键是，由于对诗歌圈的隔膜，那篇报道写得很没感觉，可算入“烂稿”，出身于复旦诗社的副总就说：“你这篇稿子真把我看郁闷了。”这确实也是我从业以来最让自己郁闷的稿子，既没把握住诗人们的灵魂，也没勾勒出一幅简明的“诗歌地图”，我都没好意思寄给采访过的陈东东看。

我原想，这下我是彻底和现代诗拜拜了，权当从前的热爱是打了一回酱油吧。然而一篇失败的稿件，毕竟让我重新回到过诗歌，而且有了新发现，总希望对这片“新大陆”有所了解。何况，我不甘心在一个自己喜欢的题材上跌倒，还很惨。只不过，我迟迟没能找到一本脉络清晰、评价到位的“诗歌史”。或许是记者的职业病，我不想去翻教科书，而是期待着一本《光荣与梦想》式的能带来阅读快感和精神享受的诗歌史。所以，当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翻开刘春新作《一个人的诗歌史》的后记，幸福得差点晕厥——他说要写一部当代诗歌的“光荣与梦想”，且向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致敬。

当然，《一个人的诗歌史》区区15万字的篇幅并不足以承载如此宏大的叙事，刘春选取了6位诗人：顾城、海子、于坚、欧阳江河、西川、黄灿然。“朦胧诗派”中只有顾城，刘春坦言因接触尚少，特别对北岛难以把握，其他“名将”暂付阙如。可无意间，这恰好契合了我的期待视野，我就是想补上这一课。同时，这种用人物串联历史背景的写法，也颇对我口味。顾城、海子等6人虽然分别论述，但共享一个大背景，加之刘春行文间经常性地点出具体时间、事件，并进行评论、比较，合起来，就是一幅能按图索骥的“诗歌地图”。艰深的理论或繁琐的“历史还原”会把我这个门外汉吓跑，刘春成功地绕过了这两大陷阱。

回到诗人本身。前面说过，我本来只想拿《一个人的诗歌史》来消闲，知道“诗坛现状”便罢。但很快心颤。
我第一篇读的是海子，因为自认6位诗人中对他最熟悉，有利于迅速进入语境，达到“放松一下”的目的。然而才看了两三页，刘春就向我呈现了一个“陌生”的海子。我蓦然发现，自以为“熟悉”海子，只不过是熟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及其他貌似“低碳”的诗句，并以此勾勒出一个天真、单纯、愤世嫉俗的诗人形象。刘春却让我看到了不同的海子，他复杂纠结甚至阴暗，“天真”“纯粹”等修辞在活生生的细节面前，解释力顿失。我重新细读那首小资都稔熟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不得不赞同刘春的观点，这首诗骨子里极其悲观。

刘春“去魅”般的解读，让我“告别”了海子，也让我更贴近海子。比如那首《日记》，“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曾和张楚的《姐姐》同为我心中之圣典，我也很想给我广州的姐姐（非血缘关系）写首诗，却始终没有灵感。但大年夜读完海子那篇，居然很快模仿《日记》，在书后的空白页上写了百把字，短信给姐姐。她回复：“很感动，有怦然心动的感觉。”我想从此后，《日记》将更深刻地烙印于我心间。

同样使我产生“从熟悉到陌生到贴近”的，还有顾城。那本《朦胧诗选》里收有顾城的不少诗，毫无疑问，最打动我的是《一代人》。读《朦胧诗选》前，我还以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是复旦大学蒋昌建在新加坡国际大辩论赛上的原创，读了才知，语出顾城。或许是对这句诗印象太深，“寻找光明”差不多成了我对顾城的总体印象，哪怕他的许多诗是出自天性，没多少“寻找”的做作痕迹，也扭转不了我的固执。因此对他的死（出事时我尚年幼，但报纸上讨论热烈，有记忆），我含糊待之，不作深思。读了刘春，我冷静下来，特别是他披露了来自顾城姐姐顾乡的大量材料，令人耳目一新，重新理解顾城。

书中还涉及了陈东东、苏童，仅提两三笔，或许跟我采访过他们有关，投入了较大关注。结果发觉，我自己对陈东东的采访只能用“失败”来形容——因为隔膜，我没把他放到这条脉络里去把握，弄出了一篇掐头去尾、肤浅之极的文字。而如果早点知道苏童和《他们》有那样深厚的渊源，访谈会得更深入透彻些的。

欧阳江河和黄灿然我没那么熟，前者我还经常同另一位诗人江河混淆，老把“神话组诗”张冠李戴。欧阳江河第一次震撼我，是《肖斯塔科维奇》和《手枪》。《肖斯塔科维奇》的开头“他整整一生都在等待枪杀”瞬间将我震住，《手枪》的高超技巧及蕴含于技巧内的思想，也大有教人“若受电然”之势。当然，还有逃不掉的《傍晚穿过广场》。2009年6月我赴北京采访，去天安门看了看，背对腊肉馆、面向金水桥，想起了北岛的若干文字和这首诗。黄灿然我最早接触到的不是他的诗歌，而是那篇《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这是《读书》杂志中我少数读得懂并读得痛快的文字。这篇随笔对我影响之深，就是定格了我对中国现代诗歌探索的基本看法。以至于珠江诗歌节上海站采访时，我问了每个诗人关于“两大阴影”的问题。后来，我读到了黄灿然的《杜甫》，惊讶于他的天才——我从不敢梦见现代汉语能如此贴切、到位地进入古代诗人的内心。这首诗我逢人就推荐，2009年5月赴四川做“汶川一周年”采访，结束后在成都消磨半日，去了杜甫草堂。独自溜达半晌，脑海中回旋着这首诗。

除此之外，我对欧阳江河和黄灿然均缺乏了解。刘春的“补课”很重要，他告诉了我他们的来龙去脉、思想渊源、写作历程，也告诉了我那代诗人的精神状态。当刘春写出骆一禾就是因病倒在天安门广场最终英年早逝，《傍晚穿过广场》便增添了几份张力。黄灿然的译作则早就让我衷心折服，得知他诗歌造诣如此精湛，且仍在探索，不禁饱含期待。

至于于坚和西川，我从前有些排斥。不知道哪来的印象，我总觉得于坚晦涩，因此没认真读过他的作品，从刘春的描述才发现，他居然是“口语诗人”。以前我挺喜欢伊沙，但嫌他太“浅”，或者说有巧思却流于油滑，读够了王朔，这种油滑很难令我心动。幸亏刘春，我“重新”发现了于坚——琐碎、幽默，而且有力量。对西川的“拒绝”则不仅缘于陌生，可能是“气场”不合吧？尽管我读完文章，没有勉强之感，也平添了几许尊重，但仍缺少“贴近感”，不太接受他的诗歌。

作为同行，我很注意体会刘春的采访过程和材料处理，而他的确给我带来了提升。读完《一个人的诗歌史》，我最大的感受是，我摆脱了“外行”的尴尬。在珠江国际诗歌节上海站的采访中，我纠缠于“大众读不懂当代诗歌”的提问，现在忽然意识到，这是个“伪问题”。仅凭《一个人的诗歌史》提供的约40首范本，就没人敢说三道四。而刘春的书写某种意义上是种“接引”，提示我别懒惰，想要观赏更美的风景，必须迈出双脚，走进去。刘春的15万字，带我慢慢回到诗歌。而他表示，这还只是起点，我期待刘春把这份诗歌史续写下去，既往后，比如我初中就接触一直甚感兴趣的王家新；也往前，比如北岛，以次勾勒出当代诗歌精神的演变历程。
201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