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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不适,奈何语言 一、 思想的高度并不一定需要语言的刻意配合,在度量语言上,高度或者低度绝非那么容易的非褒即贬,在适当的场合一个语言上的浅近畅达者比一个高深莫测的语言大师更容易直达所见传达所感,反之亦然,我想说的是,在语言基本上完全作为写作者的代言工具的情况下,口若悬河所要抵达是悬崖的另一边而实话实说所要得到的无非是眼下的水落石出。依靠语言并非走的越远越好,很多时候我们兜了很大圈子才发现那(轨迹)要是一条绳子,我们就死定了。
二、 不得不说的是,我《生存焦虑症》系列作品的写作深深的影响到了我自己,其实,我无意于挖掘任何现象、问题中的悲剧元素,无论悲剧还是喜剧,它无疑预设了人生如戏的前提,甚至这也是在为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艺术通识的普及作了铺垫,然而,我所研究仅仅只是人精神性里的吉光片羽,我认为艺术的创作,它首先是情绪性的,之后才是精神性的,这样说我并非重灵性轻知性,在我看来创作是精神发光发热的表现,这种一时的发光发热让我们无巧不成书的窥见了精神的存在,而窥见只是发现的开始,我们真正需要的接下来“见光”之后对“失光”的真实体悟。这就是沉淀下来的精神性的东西。
言归正传,继续说我的《生存焦虑症》系列作品,在这部作品里我只是在一种伪精神学的语境中微微试探了我们生活里的一些精神迹象可见程度,我不可能一直这样去“挑灯夜战”,但我不得不说的是,这个世界“有光”和“无光”真是不一样的,你不觉得缺少了什么吗?
三、 雷平阳的诗歌有一种生态性的东西在里面,正如读《诗三百》可知先民水土一样,在地域诗人那里的确存在一种“文化原貌”的东西,但我不希望这种原貌是你去抄袭、附庸、模仿古人而得到的仿古遗迹或者干脆就是遗迹再现,步古人后尘没有错甚至很好,但我想到的地域性不仅仅是一脉相承的,他也是发展的,当然关于地域性的评价,我想应该适应这条理论,正所谓历史性的东西是需要我们跳进历史来看的,而地域性的东西却是需要我们跳出地域来看的。
四、 中国还要多少年进入“后科举”时代呢?何谓“后科举”,就是举内衰而举外昌的情况,与知名院校的博士硕士而言,韩寒这类人几乎无什么学历,可他的能知能言是部分庸众不能及的,然而,目前来说他是个少数更是个异数。在中国古代,明清正是所谓的后科举时代,很多的明清著名文人如张大复、徐文长、吴承恩都有过屡试不第的失意,可以说是这些人亲身验证或预言了科举的不治之症。眼下中国的教育(说好听了)是处在发展阶段但将会发展多久呢,钱学森也曾痛言外国的博士和中国的博士是不一样的。所谓,成也科举,败也科举,无论如何,我期待着。
五、 我无法放松对“诗人呓语症”警惕,正如我不能把任何年龄任何时候的“尿床”看做正常。呓语不能说是一种病,很多时候它神秘的一面可能让我们更容易接触到事物背面,然而过分依赖或放任呓语是不明智的,过分迷信呓语等一些神秘力量,无疑让你变得神神道道,正如我举到的那个例子,呓语是适当年龄适当时候的尿床,可悖论又来了:“你知道你自己何时尿床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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