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民间诗歌

林翔宇

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认为本世纪以来，学术文化裂为三分天下：国家权力支持的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外来文化形态和保存中国民间社会的民间文化形态。（1）这三种文化形态实际上也就是指人们谈论较多的主流意识形态、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对于新时期以来的中国诗歌而言，则一直是以“官方”与“民间”两种形态共同存在与并行发展的。官方诗歌由于长期占据传播要津，从课本与官方出版物了解诗歌状况的“体制内诗歌族”始终视官方诗歌为“正宗”、“典范”、诗的“历史”。事实上，官方诗歌一贯四平八稳，“遗老遗少”气息较为浓厚，鲜有真正意义上的诗学变革。民间诗歌则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做了杰出贡献，却因缺乏正常的传播渠道而难以进入大众化的阅读层面，虽历经二十余年的艰苦奋争，其坚定的写作立场、领先的精神意味和前卫的审美追求仍然不被普遍地认同。

                  　　　　　　　　　　　 一、    九十年代民间诗歌的状态

                  　　“好诗在民间，这是当代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汉语诗歌的一个伟大的传统。”（2）如果说唐诗产生于酒馆，宋词从青楼里唱出，这并不过分。诗歌本质上是植根于民间的。“民间”即一种独立的品质，“它不依附于任何庞然大物，它仅仅为诗歌本身的目的而存在。”（3）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三代”诗的崛起，令民间诗歌声威大振。进入九十年代后，民间诗歌运动仍沸沸扬扬地开展着，这股地下涌现的诗歌潮水仍具有明显的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倾向，其思想的活跃、形式的标新立异仍在不断逃离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一批更为年轻和激进的诗人们鄙视以诗歌作为政治手段，只承认诗歌是一种艺术，是一种民间的自娱自乐的活动，而与国家权力毫不相干。
                  　　随着商品机制的日益成熟，中国大地上无可争议的主导性潮流是意识形态与经济活动的巧妙联姻，大众化、商品化、拜物享乐-------诗歌大受冷落。民间诗歌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诗歌文本的先锋性，它充满了反叛、批判和否定的意味，其凌厉的前卫姿态正促使更多曾经簇拥并把自己充满铜臭的与诗无关的手伸向缪斯的人离去。世纪之末，有人发出了诗歌“艰涩难懂”的哀叹，认为当下诗歌的“执拗”、“与世隔绝”以及“它们身上透发出来的死亡气息”足以让人看见“一片美丽而苍凉的诗歌晚景”，感到“一个属于诗歌的末日就要来临”。（4）果真如此吗？尽管诗歌（尤其是先锋诗歌）在汹涌的经济大潮中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然而诗歌的精神是永存的。民间诗歌敢于当先锋、敢于探索、敢于实验，以知识分子的立场毫不妥协地站在一切改革、进步、创新、革命的一边，正是诗歌自主、自足、自信精神的凸现，诗歌的生命力是无比顽强的。
                  　　世纪之末，当年那批充满激情的“第三代”拓荒者日渐星散，踩着前行者的足迹并超越他们的一批后来者前仆后继。他们永远“在路上”，永远孤独，然而真正承受着人类历史、文化转型和分裂时期的尖锐而漫长的疼痛的只有诗人。惟有诗歌还在不自量力地在一次次哗变中追寻一种最后的终极价值，惟有诗歌才是这个世界最后的神话。一个真正的写作者，犹如一支正在飞出去的利箭，永远没有回头的一天，只有无法诉说的疼痛与力竭而亡的最后时刻——这便是一批批“在路上”的民间诗人的命运，坎坷而悲壮。

                  　　　　　　　　　　　 二、    九十年代民间诗歌的先锋哲学精神

                  　　九十年代是一个叙事而非抒情的年代，诗歌能够对诗人所做的关怀又非常少，而诗人能够对诗歌所做的奉献也非常绵薄，处于象牙塔尖的诗歌之鸟的吟唱被市井潮声所淹没，精神需求让位于物质享受，诗歌被冷落、诗人被怀疑是非常正常的事，诗歌处于前所未有的非功利状态。民间诗歌凸现在这种非常时期，使诗歌新世纪的黎明并非寂静无声。
                  　　中国当代先锋写作的倡导者与实践者狼人曾援引法国作家马赛尔.杜桑的话说：“我拒绝虔诚地接受任何东西，所以我怀疑一切，我必须在我的作品中发现以前未存在过的东西，而且，一旦我发现了，我当然就不愿重复它。”（5）九十年代先锋诗界风头最盛的一位人物杨春光曾以其激烈的反文化态度、大量的艳闻和不得人心的言论在当代诗坛上引起巨大的反响和争议。以他为首创办的《空房子主义诗报》坚持以激烈的反叛姿态倡导“空房子主义”，主张诗歌要“十反”（即反语言、反语义、反逻辑、反修辞、反理性、反抒情、反感觉、反意象、反文化、反传统），同时号称自己是虚无主义者，“我们的时代永远不会到来的”。（6）人们从中仿佛看到了四川的“非非主义”，看到了尼采。杨春光把文本性写作定位在破坏即建设的诗学指导上，其《皮革外套》、《猛犸》等组诗堪称九十年代中期先锋诗界的巨制，强烈的解构主义色彩和政治乃至色情话语的错位含混并置使他无可争议地成为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最重要的（民间）诗人之一。
                  　　“我是她的丑猪仔/是她爱情上的犹太人/是她性爱上的以色列和去光辉道路的暴力革命之死囚/我吻她，拥抱她，甚至把她放在平稳的床上”（《谢敏——新体验爱情诗/再给谢敏》）诸如此类的爱情诗在杨春光的诗中可谓泛滥猖獗，曾引起众多的考证、漫骂与非艺术的争论。而杨春光始终认为“真正的诗歌理论是一定要有雄辩性和逻辑性的，而我们的诗歌创作实践是一定要反理性、反逻辑、反知识、反文化的”，真正的诗歌即先锋诗歌，要“具备敢于犯错误的精神，在犯错误的过程中学会改造自己，从而提高主体对超验的把握能力”，还要“具备敢于批判的精神，敢于批判传统，敢于批判权威，敢于批判自己使自己永远处于超前的状态中”；此外，还要敢于否定，敢于怀疑，敢于挑战，敢于前卫，从而使诗歌建立起自立、自足、自信的精神世界。（7）这些，恰恰正是九十年代民间诗歌在吸取“第三代”诗宝贵的精神资源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先锋的哲学精神内核。杨春光等先锋诗人频繁启用原型的写作，不容置疑地建立起其最有先锋价值和最有前卫精神的地位，这恰恰正是当下时代的需要。
                  诗歌这种形态，本身带有反抗性。诗歌既然无法表达终极，它自身也便不是终极。

                  　　　　　　　　　　　 三、    民间诗人：手握刀刃的缪斯信徒

                  　　九十年代民间诗坛上风头极盛的先锋诗人，如阿翔、野马、非亚、潘友强等，均自觉地进行着诗歌文本的试验，拒绝重复已经出现过的东西。诗歌是最终要给人读的，读的目的是让人从中获得更多的理性。然而诗歌更欢迎的是具有再创造性的读者，因为真正的诗歌本身并非理性的硬块或已经有确定值的理性，它消灭了理性，以其“空白”部分让读者参与填补未知的理性。
                  　　民间诗人阿翔一直致力于非主流诗歌的推动与建设，完成于1995年的组诗《可能》体现着诗人爱语言建设上对时尚话语的游离与拒绝。他不屑于搞粗浅的口语写作，也极自觉地和所谓隐喻写作保持着距离。“声音微小起来，微小得像眼睛和巨耗子/提前的失物呈现在整个窗口的姿态/我完全进入这种要命的判断。手枪仅仅/是窗口的早晨。蜗牛仅仅吸吮少女的睡眠。”（《行为》）阿翔的诗歌文本无遮蔽地向读者敞开着语言的干净和纯粹，平静地表述着词汇与语句的关系，不断进行着语言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个性化建设，表达对当下集体写作时代与诗歌惯性操作话语的疏离与厌倦。
                  　　不修边幅的潘友强一直以无政府主义姿态信奉尼采的酒神精神，崇尚自由。《亡灵》《植物人或BC症》《试管婴儿》等长诗呈现着一种语言的别致的生命状态。“耗散或者盗空思想和意识，疲软的诗歌/传染整个春季，在人类弥散的精神中/鸟群丧失道路和距离，在熟识的峰顶/废料或者膺品成为冶炼的老人/提取情感和灵魂的生存故障。”（《语言核事故》）诗中自觉取消符号所指，呈递进式提供了纯粹的能指或者接近纯粹的能指文本理想。潘友强为了印证其“极端的表述”（语言是语言），不惜抽空人本意义。这种架空人本意义的文本是否具有意义？人们没有理由不予以极度的关注。
                  　　另外，如余怒的审“丑”，楚子对人性敏感地带的抽打和对人的精神或意志的张扬，广子观照人的异化的真实状况时的戏拟与幽默------无不让人目瞪口呆，感到自己沉重的肉身已被语言的载体深深刺穿。
                  　　九十年代民间诗坛上还有两位极其独特的诗人值得关注。一位是生于1977年的柯元钟（笔名狼狗），自称是一个“摇滚战士”，以《出售爱情》《头发乱了》《自由》等摇滚诗轰动民间诗坛。“我们比你们年轻年轻就是我们尖锐的武器/面对你们的屠杀我们坚强挺住挺住是我们最重要的意义/我们有红心有铁拳还有骨气鼻涕臭屁/将来我们的崛起就是扫除你们这些垃圾的实际，你们别得意！”（《你们别得意》）柯元钟的摇滚诗不同于流行歌词，后者只是都市面部肤浅的表情，而前者是血一样的东西，是诗人内心深处真诚的呐喊，它给人的不仅仅是感官上的火暴，更是灵魂深处的震撼，具有深刻的批判力和现实意义，这种极不和谐的声音尖锐地刺向现实的黑暗，从而表达对光明的焦灼追求。它令充斥诗坛的“伪诗”黯然无光。
                  　　另一位是生于1975年的纯情诗人徐美宇（笔名秋子），凭其爱情诗中呈现的独立的语言立场和情感空间凸现在这个嚣乱迷惘的世界中。各种非诗的因素正以各种不同的渗透方式向诗坛挺进和威逼，新的诗歌秩序、美学秩序有待先锋诗人不断探索、完善、和建立。面临选择，秋子和其他诗人一样在经受时代的烘烤/疏离后，始终旗帜鲜明地拥有自己独立的个性语言，既有现代派的影踪，又具有先锋诗的时髦，可兼可融，意象丰富，并赋予一层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和诗歌取向。“我的情人/什么时候，才会抵达/我荒芜的家园/我贫穷的诗行”（《流浪的情人》）“半梦半醒之间/寻觅来自生命深处的思想/灵魂之鱼，美人和泣血的残阳/所有美的解脱
                  都获得一种新生”（《灵魂之殇》）这些诗句忧伤细腻，感人至深，既见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影子，又兼备当下独立的先锋个性，不失为民间诗坛的一道亮丽独特的风景。
                  诗人，永远是一群手握刀刃、踽踽而前的缪斯信徒。

                  　　统观九十年代诗歌，尤其是民间诗歌，文本的先锋性仍是一个极其鲜明的特征。民间诗坛的存在必然会对官方诗坛形成一种刺激，并引起人们一定的重视。两者必然相互影响、相互促成，共同推动当代诗歌的发展。当然，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民间诗刊生生灭灭、断断续续以及印刷质量的不稳定，生存状态比较艰难。民间诗坛也仍缺乏必要的秩序。民间诗歌在新时期的杰出贡献是在艰难的生存条件和有限的发展空间中做出的。每位有目光有良知的读者都应该相信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好诗在民间，诗歌的精神是不灭的！

                  　　注释：
                  　 （1）    转引自《诗意的皮鞭》第60页，北窗著，北师大1996年8月版；
                  　 （2）    （3）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见于《中国诗歌年鉴》，1998卷，花城1999年2月版；
                  　 （4）　
                  吴义勤、原宝国《远逝的亡灵——关于世纪末诗歌的死亡预言》，见于《中国诗歌年鉴》，1998卷，花城1999年2月版；
                  　 （5）　狼人《1995：持续的前卫》，见于《固守诗集》1996年3月版；
                  　 （6）　《空房子主义诗报》第一期；
                  　 （7）　杨春光《真正的诗歌》，见于《固守诗集》1996年3月版；
                  　　另：本文中诗句分别引自《固守诗集》《青少年诗报》《秋宇文学报》等民间诗文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