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而不惊讶

大畜

作者｜大畜
       车延高是幸运的，他荣获了鲁迅文学奖。在没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国土上，“鲁迅”成了一块遮羞布，并为一些人提供了意淫场所，而他意淫成功了。车延高又是不幸的，这不是因为他的身份，在和谐的社会里，这种身份不算太好，但也不算太坏；也不是因为他的“羊羔体”，在善于创新的年代里，恶搞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形式；而是因为他选择了新诗，一种很“不成熟”的文体。

       所谓新诗，是从形式上相对于旧诗而言的，它并没有什么新的思想，但形式的自由与开放，使它迥异于格式化的旧诗（古典诗）。新诗产生于攻击旧诗的基础上，换言之，新诗面世就是意欲把旧诗扔到历史的角落。但是，旧诗在诗的国度里历经数千年，其中一些诗的因素已化入国人的血液，若以旧诗为参照，新诗倒显得缺了胳膊少了腿，以致新诗自草创起，就为读者、诗人及诗评家所诟病，成为人们眼中的一种“不成熟”的文体。

       也许，新诗之新就在于它的形式，准确地说就在于它形式的开放性、不定型、不成熟。然而，人们习惯了“稳定是前提”，便把一连串的揶揄、嘲笑、批评以及恶搞抛给了不稳定的新诗。当我们的目光转向中国历史长河时，古诗、近体诗、词、曲等的变化轨迹表明，旧诗的形式并非一成不变，一种新形式出现之初也往往遭到歧视，如把词称作“诗余”，其地位明显低于诗。旧诗当中变化的形式最后都被接受了，而新诗已近百年，为什么还不被现实接受？是一百年太短？是新诗真的有缺陷？还是……

       从新诗角度来说，新诗原只是一个新瓶，用来装旧诗装过的酒。可是，看看世面的新诗，看起来像个新瓶，研究一下原来是用竹篾编的，里面只装着些许空气。再来看旧诗形式的变化，如唐诗发展到宋词，诗的字数，句式的长短，押韵的规则等发生了变化，但唐诗宋词使用同一种言语，宋词甚至直接以唐诗为典故，有着相似的意境和韵味。这比较中可知，新诗貌似是形式的变化而不被人接受，实质是内容的断裂阻挡了人们阅读的兴趣。

       从诗人角度来说，现在的诗人往往是先写诗然后成为诗人的。这看似理所当然，其实是对诗及诗人的一种亵渎。由于新诗不讲格律，可自由断行，不强求押韵，一些人以为写出断行的句子便是写诗了，加上当今出版业的发达，发表文章变得容易。这样，一些“诗人”一不小心就出版了几本诗集，以致不被称为“诗人”都很难。这些诗人增加了新诗的数量，却没有增加新诗的质量，而且往往遮掩了优秀诗人诗作的光芒，并增加了读者读到真诗的难度。

       从读者角度来说，当今的新诗读者是生不逢时的，他们面对海量的泥沙俱下的新诗作品，经常无所适从。他们也无法像阅读旧诗那样读新诗，旧诗数千年来经过了众多批评家的筛选，很容易读到公认的经典，但当今公平正义的新诗批评家寥寥无几，读者往往读到一些标榜经典实是滥竽充数的、以次充好的诗作。缘于片面的阅读，对新诗失望而不绝望的读者，产生了抵触的情绪，甚至嘲弄起新诗和诗人来。

       回到车延高个人，他的诗作水准如何，应以其诗作本身来衡量。车延高是否该获得鲁迅文学奖，应以已定的事实来回答，每一奖项都有其评奖的规则，车延高符合规则（包括潜规则，假如有潜规则的话）了，他也顺理成章地获奖了。只是，他似乎不该去参评，鲁迅文学奖的含金量是低的；他似乎不该写新诗，新诗的地位是卑微的；他似乎不该成为诗人，与优秀的诗人相比是有差距的。因为人们对鲁迅文学奖及新诗持有异议，综合一下，车延高就成了出气筒。然而，种种议论不管是针对他个人还是针对新诗还是其他，新诗将继续发展下去，社会也将继续发生诸如“车延高事件”之类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车延高以诗写道：睁开大彻大悟的眼睛/一只是太阳，一只是月亮。我想引用他的诗警告人们：大彻大悟的人应该有两只眼睛，一只明亮如太阳，洞察一切，另一只朦胧如月亮，难得糊涂。也就是说，我们对社会现象（包括新诗）应该有一双“好奇而不惊讶”的眼睛，同理，对于车延高的现象，大彻大悟的人也应该是“好奇而不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