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新诗的成熟是个人形式,具有典型性,不是集体意识;新诗的发展不具备群体性,而是潜在先锋的不被认同的排斥性。而整合,对于新诗来说是一个时间概念,是一个时段或时间节点,主要表现在诗艺形式和主题内容的整合。中国新诗只有成熟和整合同时具备才会达到成熟的巅峰,从成熟和整合中隐证着新诗可循的变化规律。
关键词:中国新诗 成熟
整合 新诗传统
Matu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New Poetry Abstract:
China's mature new poetry is a personal form, with a typical, not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does not have mass, but the potential is not being recognized pioneer exclusive. The integration time for poetry is a concept, is a period or time nodes, mainly in the poetic art form and subject matter integration. Only mature and integrate the Chinese new poetry will also have to reach the peak of maturity, from maturity and integration with implicit license to follow the changes new poetry.
Key words:
Chinese new poetry
maturation
integration
New poetry tradition
中国新诗从形式(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诗歌结合)中诞生,在步逐成熟与整合过程中新诗的艺术形式和主题内容反复整合出现,而新诗臻于成熟与整合的交合时(即艺术形式+主题内容+新诗传统)便是现代化历程的成功。
在正统文学母乳哺育下,东西文化的交撞,胡适《尝试》一作,文学伊始,白话新诗闻风兴起,中国古典新诗退居幕后。
“诗界革命”师法欧美,“尝试派”长着“古典”的根,发出“蓝眼睛”的枝叶来,分派的或独唱的,当他们在诗歌西化道路上徘徊思索时;有人“大跃进”地染了“黄色的卷发”走的更远者,回头寻找童年时代的记忆,根怎能断绝?徐志摩——《再别康桥》,戴望舒——《雨巷》的《烦忧》,《断章》——汉园,洛夫、余光中——《无岸之河》难阻《舟子的悲歌》,郑愁予——《梦土上》的《错误》等;到多解多义的朦胧,江河、顾城——《从这里开始》到《回家》,产生诗歌不明确的文学争议,朦胧新秀又起新变;于是,海子转身《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新诗宣言蜂拥而起,面对历史的转型,诗人们对新诗进行反思,开始注重诗歌与社会、个人的关系,重新审定新诗与古典诗歌的传统、外国诗歌艺术经验之间的特殊关系。诗歌进入信息时代,寻找诗歌出路的所谓“诗人”闭目脱去原本污垢的外衣,露出动物的雏形,用新世纪的眼光探索原始本真的——人。中国新诗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开始回到它本来的位置,一些自视文人者公然抛出“中国新诗死亡论”的妄言;目光浅短者只会看到咫尺的世界,却不深思一种文学体裁的存在与所处历史下的作用和生命力。诗歌作为一种高雅的精神食粮,那么作为一种文学就得“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并举;并且有自己民族的文化根和创新,方能在“阳关道”与“独木桥”上行进自如。
中国新诗从诞生就没有停止它的变革与创新。经过一代代诗人的不断努力,最终找到自己独到的诗歌创作理论;为新诗的成熟方面做出了极重要的贡献。其中有闻一多“三美主义”理论的提出,徐志摩“三美理论”诗歌成功实践,冯至的抒情“十四行诗”,戴望舒的古典主义传统象征抒情,卞之琳的戏剧化处境,艾青的政治浪漫抒情等等。他们的创作以个人方式,无论在形式、或是内容、或是艺术手法将自己的诗歌推向成熟的高潮。他们以个人诗歌创作的成熟推进中国新诗的成熟,使新诗从初始便站在一个高度,为之后新诗的成熟与整合奠定基础。并为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创作经验和理论知识,为中国新诗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绩,经过各代诗人不断创新继承,从而形成中国新诗传统。这种传统会继续传承下去。
1、中国新诗初期的成熟与整合
1917年是一个时间性的标志,中国新诗自此诞生了,新源于它的形式和语言。中国新诗用“童年”走遍欧美诗歌的“四季”。1937年是中国新诗探索的一个句号,同时也是新诗第一次整合的起点,一次关于民族命运主题整合。
1.1 20世纪初至20年代新诗流派及个人贡献
诗歌变革自古有之,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明确提出向西方文化学习。然而,中国诗歌变革真正新突破则是在“五四”时期。
1.1.1《尝试集》及“尝试派”的历史和文学价值
胡适在1920年3月出版了《尝试集》,此诗集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诗集,是中国新诗个人化和个人形式的量身标尺。此后,白话新诗成为中国汉语的主流形式,在体式上与传统古典诗歌全面断裂。白话新诗的诞生也促使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诗歌流派“尝试派”的随之形成。
在新诗尝试中最具代表性和成就突出者是刘半农。他的《卖萝卜的人》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最早的无韵诗,《窗纸》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早的散文诗;并且,刘半农还把民歌和方言引进新诗,为新诗形式和语言的表达艺术添丰羽翼,首次用方言写作的民歌体诗集《巩釜集》在新诗史上第一次打上了刘氏的印记。
1.1.2郭沫若《女神》的诗艺魅力
创造社成员郭沫若以《女神》成为20年代诗人新秀,且开创了浪漫主义之风,一股新的感受引进了新诗,为中国新诗埋下了浪漫的种子。郭沫若深受西方文化的熏染,注重自我表现和个人解放,因此被称之为中国式的“歌德”。但是,二人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歌德主情,热衷于自然;而郭沫若是个人主义、人民本位和燃着烈焰的功利主义。因此,郭沫若是称不得中国式的“歌德”,我们有自己的传说,无需借助外来的缪斯给予中国诗人神力。
郭沫若说:“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天狗》),他气宇宏天,要吞噬一切,追求任意而为、掌控万物的自我。他是一位燃着革命火焰的“红色诗人”,他以凤凰的死亡到重生这样表露对于革命胜利的信念,《凤凰涅槃》是烧死旧社会,让人以新的自我降生到新社会;从封建社会解脱出来,拥有自由、挚爱、欢乐以及永久的和谐。郭沫若以浓厚的浪漫抒情倾向对中国新文化运动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为新诗开创了新形式和新天地,他在20世纪20年代乃至今天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和否定的。
1.1.3湖畔诗风和《恶之花》之学风
这一时期是新诗的尝试岁月,一个诗歌流派的诞生就意味着一股新的文风、一种中国人闻所未闻的艺术主义越洋而来了。
湖畔诗风,给落魄的人点燃一盏虚无缥缈的浪漫式爱情。向往,终难逃脱小脚女人未走远的背影。
《恶之花》学风,波德莱尔、魏尔伦、马拉美肄业于中国传统诗词;而李金发却不知此。用词、象征之绝奇达到无人能晓其意的境界。象征诗在他手走向成熟,但晦涩的象征之气也宣告他所创之诗不能远扬的致命一击,象征诗也在他手偏于末路。
1.1.4“三美主义”旗下行进的新格律诗
所谓“三美主义”即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新格律诗推崇唯美主义,把诗歌圈限在“阳春白雪”的乌托邦王国里。徐志摩是真人才子,尤王勃命途多舛,美好又似夜梦吟香,昙花一现,影响之广,在人们沉浸在绕梁之佳音时刹然远去。
徐志摩在他短暂的生命里以惊世绝伦的才华给我们留下《再别康桥》、《偶然》、《雪花的快乐》等绝世佳作。徐志摩为诗为爱而生,他是性情中人,每个毛孔都散溢出浪漫的气息。对于他的《再别康桥》,现在人们对它的喜爱不减当年。诗中开头便是“轻轻的我走了”,结尾最后一节是“悄悄的我走了”,诗人用不同的叠字表达相同的意思,以此达到不落窠臼的艺术效果,首尾呼应恰恰符合中国古典的诗韵;诗中尤为精妙的是对意象的选择,及对传统诗词中“比”的运用,“金柳”拟作“新娘”、“潭”比作“天上虹”等;四句一咏,两句眼前物,两句梦中影;工整的对句,如“河畔的金柳”和“夕阳中的新娘”两句中“河畔”对“夕阳”、“金柳”对“新娘”;以及隔句一押韵,一叹又换韵,第一节的韵脚“来”和“彩”,第二节的“娘”和“漾”,第三节“摇”和“草”仅此诗,徐志摩将“三美主义”发挥到无人能及的境界,字与字之间和谐的搭配也是此诗朗朗上口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徐志摩其他诗篇这里就不多赘言分析了。他不断借用西方诗歌形式,同时尝试新的诗歌形式写中国人自己的诗;他将新诗的格律运用到出神入化的极致,不仅丰富了新诗的形式,也完成了写西方诗到写中国诗的过渡。
1.1.5“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冯至
冯至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的诗是主情的,抒发着个人的感受、或哀伤、或孤寂;他的诗抒情具有现代性的气息,用象征、暗示表达现代人的情感,是中国新诗现代化初期的代表作,为新诗现代化进程画下重要一笔。
冯至的《我是一条小河》是一曲爱情的吟哦,无结果的花,当青春缠绵花季过后接续痛楚的愤思,化作涓涓溪流注入阴厉的大海。当爱情缘分到来“我无心由你的身边绕过——/你无心把你彩霞般的影儿/投入我软软的柔波。”,两性相吸,人们无法拒绝这般触电的情感,于是恋情开始“我流过一座森林”、“流过一座花丛”;但命运注定小河无法停止自己的脚步,现代人的爱情也不过是冯至笔下的凄美。
一首象征的诗《蛇》,暗示现代人的孤寂症及人与人之间因恐惧所致的隔阂。用“蛇”象征“寂寞”,前无此举;冯至以跨时代的心细表达出当代人的生存心境,他的前卫不是诗句的运用上,而是他洞穿时代的心智。
冯至在40年代初期创作的《十四行集》,新诗史学家孙玉石称“《十四行集》已经超越出抗战时期现实主义的诗歌范式,成为另一个新的现代主义诗潮产生并走向成熟的信号。可以这样毫不夸张地说,《十四行集》是一个预言。冯至以他这部诗集的崭新探索,架起了通向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新生代’艺术创造的桥梁。”[1]P282
冯至在创作《十四行集》时将西方的存在主义、生命哲学及现代主义诗歌精神融于他的诗歌内核;且又不斩断与传统的牵连,将中国传统情节矛盾和冲突的戏剧化处理,完成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过渡历程。
1.2
20世纪30——40年代新诗在文学中的价值
30年代新诗进入成长的“青春期”,当时代被“红色文学”所充斥时,戴望舒、卞之琳等诗人依然故我,小说化、戏剧化、散文化手法被当做新诗现代化的标志,这些手法也不断被以后的诗人采纳和革新。“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人民奋起抗日,30年代各流派对峙的局面徒然消失。”[2] 中国新诗跨入第一个整合期,诗歌主题的整合——民族抗战成为新诗的主要唱调。此后,新诗进入整合阶段,新诗兴盛局面被打破。
1.2.1戴望舒——民族诗性的复归
诗人们在接受外来诗歌理论的同时,已由有意地接受到有意识地选择接受;与此同时,一批诗人也无意识地运用传统诗歌技巧契入新诗,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把中西文明加以糅合运用到新诗创作实践中。诗人从盲目跟风到重实践性发展新诗,中国新诗从这一刻起开始它主题思想和艺术形式成熟的苗头。
“现代诗派是古典诗与象征、新月以及现代人情绪三位一体的结合体。”[3] 而戴望舒则是三位一体的结晶精英,他穿梭于“雨巷”的苦闷、忧愁和“残损”的记忆之间。“以《我的记忆》、《望舒草》等通本诗集:‘标志着象征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规模与深度,并且以艺术精神与艺术形式的共时性拓展,实现了象征主义的中国化,预告了新诗现代主义的真正莅临。’”[4]P277戴望舒的诗歌如历史般把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从幼稚到成熟呈现在众堂之上,也让后代文人预感中国新诗成熟是继时代之必然。戴望舒带着中国晚唐温李一派的气质,带着丁香一般的忧愁,“撑着油纸伞”彷徨于“寂寞的雨巷”,汲取象征下的朦胧而兼收西方意象,聚众人之长于他对诗艺的探索;又将其同民族现实生活、传统诗歌艺术相融合,从而形成戴诗成熟期的独特风格。
戴望舒追求感官的享受。在《我的记忆》一诗中诗人追求“它存在在燃着的烟卷上,/它存在在绘着百合花的笔杆上,/它存在在破旧的粉盒上,/它存在在颓垣木莓上,”等一些超感官的东西;将琐碎感觉用微妙、忧郁的意象传达给每一个人。
戴望舒一个梦的追寻者,他运用超现实的艺术手法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在《寻梦者》中人生的历程是留在“冰山”、“旱海”、“金色的贝”上的一丝痕迹;人生的磨难在时间里,在“天上的风雨声”和“海上的风涛声”里。人为什么活着?在梦开始时开“一朵娇妍的花”,在梦结束时仍能开“一朵娇妍的花”。诗人是这样运用超现实虚无缥缈的梦境诠释人生的。《寻梦者》是中国文坛中首露的超现实主义迹象,是超现实主义文学萌芽。
1.2.2
卞之琳——“小处敏感,大处茫然”的艺术家
卞之琳曾用“小处敏感,大处茫然”来概括当时的自己,即“茫然”于时代,“敏感”于诗歌艺术。因此,人们称他为“最醉心于新诗技巧与行式底试验”的艺术家。
卞之琳上接“新格律诗派”的纯诗艺术观念,注重个人主观情感;中处“现代派”,不追求严格的诗律,多用象征、暗示构成诗的意境;下启“九叶诗派”对他的诗歌戏剧化手法的运用。他的作用是诗歌发展中的桥梁,他融合传统意境与西方诗歌理论和戏剧化处境,结合诗人对人生体验与沉思而臻于诗作的完成。
在诗歌的内容上卞之琳有写下层社会人民的生活,如《叫卖》、《酸梅汤》;也有写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如《鱼化石》、《断章》。《断章》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户,/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短短四句写出耐人寻味的意境;诗人运用戏剧化的处理方式,一句诗行描摹一个场景,两句便是两个场景,其实“楼上”与“楼下”的人所看之景物是处于同一时空同一时间发生地,可以把看和被看放入同一舞台上,亦可放在同一时间不同的舞台上。毕竟,有时我们搞不清楚自己所处的环境和位置,这也是人生不可名状的模糊的悲剧性。后两句是有前两句的意境引申出的联想,境界宽阔又深人发醒。《断章》使诗人完成了诗歌可以融合感性与知性的探索,提高了现代诗的思维高度和人类把握世界本质的境界。
《芳雨》、《黄昏》、《傍晚》中诗人将抽象的情感客观化、具体化,使意象对情感的表现打上知性的印记,更加表明人的情感的不可表述性。
在对宇宙和人生道路的探索中,诗人把人生比作《圆宝盒》,“一颗晶莹的水银/掩有全世界的色相,/一颗金黄的灯火/笼罩有一场华宴,/一颗新鲜的雨点/含有你昨夜的叹气……”,显然,在三颗珍珠中诗人选择了“雨点”,而“雨点”的特性有三种体态:固态、液态、气态,而人生是捉摸不定的,在不同环境变换着不同的角色;诗人用跳跃性的思维表达他对现世的希望,对人生价值的探讨。
1.2.3
新诗题材的扩充
新诗在题材方面,随诗人群的分流,新诗的题材开始由贵族化的文人气下放到中国社会的底层,新诗更广泛的触及到社会不同阶级的伤痛。如蒲风的《六月流火》、艾青的《大堰河》、臧克家《老马》等诗篇写出了动乱中农民沉重的苦痛和坚忍,仇恨与和平,为新诗反映农村生活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此外,中国诗歌会成员尝试讽刺诗、儿童诗、朗诵诗、大众合唱诗等新诗体,新诗走向了大众化的新突破。
1.2.3.1 沉醉于挥着鞭子赶老马的“早熟者”—— 臧克家
被称为“泥土诗人”的臧克家他不同于“新月”,并行“中国诗歌会”另立为宗。用沉重、冷峻中透着热情的笔反映中国农民苦难的生活;他追求诗歌形式的整饬,注重诗句的凝练,为新诗开辟农村市场奠定了基础。
以“老马”的形象反映底层农民的苦难,用反讽的手法表达诗人对反动统治者的痛恨。“总得叫大车装个够,/它横竖不说一句话,/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把头沉重地垂下!”表现了中国传统的农民形象:坚忍,承受不堪的负重,却总是沉默着不说一个字。“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它有泪只往心里咽,/眼里飘来一道鞭影,/它抬起头望望前面。”,下层农民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任人鱼肉;而统治者残暴、凶狠,不顾“老马”的死活,同时也写出了老马(农民)对前途的无望、悲愤地忍受。诗中对字词的选用达到相当精炼的程度,一个“扣”便描绘出“老马”身上的担子;少用意象,既用便可产生多面达意的效果,“鞭影”是“老马”命运灾难的体现,也是主人(统治者)惨无人性的象征。臧克家继承了中国古典诗词意境的深邃,词句达炼的艺术效果具有乡间泥土气味的特点。
1.2.3.2 年富力强活跃于新诗各个时代的“光明使者”——艾青
臧克家的诗中没有爱情,也没有闲情杂绪,他认为当时的农民需要一种沉重的诗歌调子,于是他找到了人民;而艾青找到了自己的地位——“时代的代言人”,即“土地”与“太阳”意象群的忠实爱好者。
艾青认为:“最伟大的诗人,永远是他所处生活的时代的最忠实代言人;最高的艺术品,永远是产生它的时代的情感、风尚、趣味等等之最真实的记忆。”[5]P160
因此,艾青把个人的情感同时代的悲欢融合在一起,反映时代与人民的苦难和命运,呼唤人民,带着激情号召人民反抗斗争。
土地的儿子,大堰河的儿子,拿着西方的“印象”与“象征”述说农民的故事《大堰河——我的保姆》。诗人反复强调“大堰河,是我的保姆。”,因为诗人要写一部史诗,关于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中国底层妇女的传记,诗人的奶娘。诗人用叙事的笔调描写着大堰河的生活,带着童年的记忆、含着深情、默默地低泣表达对大堰河的爱和同情,表现社会的不公和对时代的控诉。
关于“土地”的意象描写还有《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手推车》、《乞丐》、《我爱这土地》等这些与时代相联系的诗篇,艾青表达着对祖国的热爱和与时代命运同呼吸的热情。为什么雪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诗人用“封锁”、“太悲哀的老妇”、“寒冷的指抓”、“暴戾的敌人”、“痛苦的皱纹的脸”、“年老的母亲”等一系列冰凉令人发悚的意象暗示中国现在已经受难。“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爱这土地》),诗人用鸟儿的歌唱表达对祖国、对土地的热爱,他以两句至理名言式的诗行表达自己的赤诚之心;诗句浓缩了诗人所有的感情,借用问答式的表达方式体现真切的共鸣的时代情感;可谓张口开唱厌人,尾到停止渗肤流深,情自高潮理愈厚。
艾青另一类意象是“太阳”,包括太阳、光明、春天、黎明等,体现诗人对理想、光明及美好生活的热爱和追求。如《太阳》、《像太阳》、《火把》、《黎明的通知》等充满希望、明快的音韵。表达诗人对光的向往,心中充满无尽的激情和希望,一切因光明的到来而美好。
艾青的“土地”和“太阳”两大意象群融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为一体,以及他独特的个性将这两类诗歌推向成熟的巅峰。此后和80年代“归来”之作是艾青诗歌成熟的延续,如《礁石》、《古罗马的大斗技场》、《鱼化石》、《虎斑贝》等是艾青经典之作的重生。
1.2.4
中国新诗的第一次成熟与整合——抗战的共同主题
自“七七”事变后,民族危亡,诗歌文艺争鸣的局面悄然而去,代之而来的是国统区与红色战区唱出共同的歌调。民族与抗战成为30年代末至40年代鼎盛一时的主题,红色文学在这一时期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达到顶峰,诗中充满了正义感和责任心。诗歌主题内容的提升与整合,在特定历史时代下“用成熟的现代诗形写出了深沉的民族感情和民族精神,成为中国新诗史上卓越的民族诗人”[6]P233
的艾青以《向太阳》、《火把》等用现实主义手法写出重压之下的生命、死亡与背叛等主题的思考,他与“七月诗派”也在40年代在诗歌中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新诗进入整合期后,“朗诵诗运动”和“街头诗运动”兴起,致使新诗在语言和形式向通俗化和散文化方向靠拢,新诗散文化在这一时期初具规模,为文学界之后争执不下的论题“散文诗文体归属问题”埋下诱因。艾青提出诗歌散文化也是符合时代的要求。
新诗在这一时期,主题思想趋于统一。那么,精神高昂之下产生雷同的呐喊也是不可避免的。诗歌在作用于社会鼓动性时,它的艺术价值和迥异的个性也大为减弱。战争诗是特殊时代的必然产物,也会随着一时代的逝去而消亡;它的价值和功用是可以肯定的、值得称颂的,因为它激励的不只是一个人的灵魂,而是整个民族不甘屈辱的抗战斗志和大无畏的精神。诗歌要讲求的是相对纯度性,拿政治功利来衡量诗歌在文学中的价值就绌显不妥了。
1.2.4.1 把“人民的意识同民族的意识发生了混流”[7]P61的诗歌斗士田间
田间是一个“时代的鼓手”。他抓住时代精神的契合点,创作出急促、节奏感极强的鼓点式战斗诗。“悲哀的/种族,/我们必须战争呵!/九月的窗外,/亚细亚的/田野上,”(《自由,向我们来了》)短小精炼的句子,读之让人顿感紧迫性,形成独特的个性。又如《假如我们不去打仗》、《给战斗者》、《坚壁》等都表现了鲜明的时代性和强烈的战斗性。田间这些诗歌特点是新诗整合时期主题内容整合的代表作,也是他之所以成名的原因,是时代创造了田间这位时代的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