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说得对》

唐重庆

    陶行知说：“教育是农业”，今天算是深刻体会到了。
      2012年的质量奖数额今天公布了——读者千万要注意，本人工作单位是义务教育学校，所谓“质量”非“工业、农业产品”质量，而是“教育”质量，说得直白点，就是“分数”——学生的考分——很多圈外人并不明白各教育机构宣传的“教育质量高”的意义。
    小时候在农村，看见长辈们每天扛着锄头相约出门，我问他们做什么去，他们回答我说“挣工分”，原来今天在城市里我也是在做这样的工作。曾经有学生带着非常鄙夷的表情直问我：“是不是学生考好了，老师就能多得钱。”我当着全班回答了这个问题：“学生考好了，当然老师能多分钱，但是学生要树立为自己学习的思想。”我不知道学生是否被我说服，因为我读书时从没有想过“学生为老师挣钱”的问题。
    回顾历史，平心而论，质量奖的分配方案越来越完善、公平了，教育者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数学出身的领导，制定的方案引入了α、β、γ、“加权平均数”、“方差”等等，打分标准比当年的农民们要科学合理得多了，看得“文科知识分子”头昏眼花，只好不看。
    前阵子，关于绩效工资发放的问题，国务院也是制定了诸多原则的（在此不在赘述），具体方案落在各基层单位，各单位制定的方案五花八门，但无一例外是与学生分数完全挂钩。当然，表面上是符合原则的：有老师互评——大家得分都相同：有领导评——和领导走得近的得分会稍高；有社会评——随便找几个社会熟人来，得分都最高；最后一项就是“学生考分”，各老师得分就差距大了，所以“学生得分”完全决定了老师分钱的多少。
    我不得不佩服领导的英明睿智，先将各学科按照学生成绩分等级，再根据每位老师的学生的考分分ABCDE五等，得分乘每分可分的钱就是总共分得的钱。因为奖金总量控制，要分钱最多，就要自己学科考好而其他学科考砸，自己考好而其他同事考砸。这就是一切教育弊端的根源。当然，毕业年级有所不同，一切以学生分数和升学率超过其他学校为前提。当年，柏杨写了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说：“中国人好窝里斗”，许多国人还对此愤愤不平。
    据本人零星见到的报道，西方国家似乎不在教育领域评先评优，不按照学生考分发教师奖金——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本人并没“留过洋”，只能看看杂志了解外国情况。
       2012年我分的钱刚好等于平均数，写以上文字并非出于私愤，先说明一下。
    前天，因不雅视频事件被免职的彭智勇同志在担任教委副主任时曾在一个会议上有幸见过他的面目，感觉很有魄力。昨天，央视的女主持人谈到他时还不无遗憾地说他形象气质俱佳，被这件事毁了太可惜，还说到他担任教委主任时的政绩：还了教育欠债，重庆教育质量大幅提高。但女主持人不知道重庆的择校费也在节节攀高，政府提成越来越多，各校之间的学生考分差距越来越大。那时流行的教育产业化，也就是办学校要像办企业一样赚钱（还不交税），当时的领导也希望我们将学生看成一坨坨“钱”。
    农民种田难道不是为了收成庄稼后卖钱？——教育也可以种“学生”嘛。
    在“中国威胁论”喧嚣甚大时，中国人也有些沾沾自喜，但是了解了中国教育现状后的美国学者都坦然了：这样的教育体制下的中国永远也威胁不了美国。最近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可以对你说不吗》的韩国人也有同样的感慨。
    没有创新的教育，何来创新的中国，中国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追赶，永远也追不上。当然，“统计数据”可以自己编写——似乎统计上在追近——到2050年超美国——那时谁知道呢。
    “彭智勇”们也是经过苦读后考上名牌学位，经过奋斗才有今天的地位，但恰恰是他们在受教育阶段过早经历“残酷竞争”，过早树立了“一将成名万骨枯”的思想毁了他们。
    陶行知如果“复活”，了解当今教育现状后，不知做何感想，也许会回到重庆合川区的乡间再办一所学校。

杨望远

在“中国威胁论”喧嚣甚大时，中国人也有些沾沾自喜，但是了解了中国教育现状后的美国学者都坦然了：这样的教育体制下的中国永远也威胁不了美国。最近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可以对你说不吗》的韩国人也有同样的感慨。



读佳品，深刻的剖析

唐重庆

赞同，中国有1亿多棵庄稼啊，可以大力发展考试经济。有考试就有代考、考前培训、教材等生意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