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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9月北京第一版)在总论中说,宋代的知识分子在学识的广度和深度上均超过唐代,许多作家能在作品中创造性地博采广收前人文学之所长,大量而熟练地运用古书中的成语典故,不管是叙事、抒情、议论,都能作到笔之所至,曲随人意。
由此可见,诗歌创作中早已形成“用典”的习惯,在白话新诗创作中,许多人也在创造性地运用典故。这方面的例子非常多,比如说柏桦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位。许多惯于写口语的诗人,都在说他写的东西必须要带上辞典才能读下去,绝对是“掉书袋”,这些口语诗人中不少人是靠语言暴力荣登诗歌讲坛的,就像梁山上的英雄,常常以“草根”自居;而那些喜欢阅读传统汉语的就觉得“掉书袋”就是好,越读越来劲,越读越开阔。
本人写作水平非常差,欣赏力也不够好,所以不好对此说东道西。只是觉得新诗创作中许多人并没有创造性地运用“典故”,而是在搬文字段落,填空而已。时常看到引用别人的话,作者只是加上了一对引号,仿佛那几句句子特别中听似的,其实引用过来往往显得突兀,不伦不类。如果我们用辞过于浅显,引用典故和成语以及别人的句子或者段落,就会更加难看了。倒不如夹叙夹议,水到渠成,语言不宜浅显,反而应该更加含蓄凝练,韵味悠长。在用典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典故本身的内涵和外延,不必急于把生米活生生地煮成熟饭。运用得当了,诗歌的节奏和语感就会起伏有致,曲折而又光滑,温润而又清爽。
说起用典,读古诗的人都晓得王安石喜欢用佛典道书中的典故来讲当前的情事;苏轼在诗文中大量运用佛老的语言事典;黄庭坚写诗就更加喜欢用佛典,不仅如此,他还善于把禅家的“机锋”手法加进韩、孟的句法之中;而辛弃疾老先生就特别喜欢掉书袋了。这些都说明一点,不是不可用典,而是你必须要“创造性”地运用。
2008/2/26日,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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