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文东:各位下午好,下面谈一谈我对散文诗的体会,也谈一谈对于唐朝晖先生两本书的一些基本想法。我自己虽然在大学里面教文学,但是事实上对散文诗很不关注。
首先我说一下,我会讲到四个问题。第一个,我说一下散文诗。
在我心目中,散文诗是一个非常暧昧的文体,如果说得通俗一点,是一个不三不四的文体。一般来说,如果我要对它一个定义的话,就是它比诗要少,比散文多。对于这样的一个文体,流传到咱们中国,估计也就一百年不到的时间,它是一个典型的舶来品,在咱们中国的传统文类里面没有散文诗的地位,或者没有散文诗的踪迹,它谈不上地位,没有散文诗的踪迹。
刚才我们在喝茶的时候,我们几个朋友谈到,其实我们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很多诗人写的诗其实是散文诗的范畴,只不过这帮诗人不认可自己的诗是散文诗,比如说欧阳江河的《悬棺》,包括大诗人昌耀的诗歌全集里,有很多诗其实可以归类到散文诗里面来,中规中矩的散文诗。昌耀自己也提到过,他认为诗歌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大诗歌的观念,不在乎分不分行。
我们好像有一个比较直观、质朴,但同时也稍微笨一点的看法,只要是不分行的,有一点诗意的,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是散文诗。所以散文诗的概念是这样一个体式,这样一个文体,是一个比较暧昧的文体。
我想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散文诗。第一个,离散文比较近的东西,就算散文诗。我觉得这个从唐朝晖的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证,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梦语者》的第一篇,这篇散文诗的题目叫《入口》,实际上就是谈到一个村子里面,我和村子的关系,采取的方法、写法,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靠近通常的散文的写法。里面有诗意的成份,但是这个诗意的成份降得很低,所以我们如果把它当为散文诗的话,它是比较靠近于散文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游移不定的文体,就是散文诗游移不定的文体。它的写法如果靠近散文,那么就算是比较典型的散文。
我记得罗兰巴特曾经有一个对诗和散文的定义,他认为诗是散文减去了某些东西,散文就是诗增加了某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散文诗是介乎于散文和诗之间的一个游动的文体,这一定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大家有这个书的话,看到《入口》这篇,第一页到第六页,很明显的就是一个靠近于散文的一个东西。虽然这里面偶尔也有诗意的细节,但是还是以散文的成份居多。不过,我们说它虽然靠近了散文,但是我们仍然叫它散文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有诗意的细节。
我们这里可能强调一下细节的重要性。
西方有两句谚语是很有意思的,它认为上帝大不过一个细节,也就是说细节这个东西,诗意性的细节补充了散文在诗意方面的不足,相当于我们把盐放在水里面。表面看起来是水,但只有我们亲口尝一下的时候,它已经改变了水,水的性质、成份和属性被改变,就是靠这一点点东西,这个盐就相当于诗意的细节。
另外还有一句谚语,就是上帝在细节之中,就是我们可以说表面看起来接近于散文这类的东西终究是散文诗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有类似于把上帝包含其中的一个细节,这一点我觉得刚好是决定这个东西随着表面看起来靠近于散文,但是还是散文诗的一个原因。
另一个,当然是属于离诗比较近的散文诗,虽然它有散文的形状,但是那个东西仅仅是伪装的,这一点就是说,靠近诗歌的那种散文的形式,它是散文诗,这个情况应该比较明显。我们也可以找《梦语者》的第三十一页,有一篇叫《事件》,我们读几句话就明白,它和诗靠得更近,虽然它不分行,但是它事实上和诗靠得更近。比如说它第一句话:
“世界的轮椅,专为梵高的姑娘而出现。从飞飘的耳朵和怀疑的枪声中醒来”。
接下来是这样的:
“去年的树草又在发芽,终究要以怎样的方式才能脱去鳞甲,才能出现宁静无为的湖面,如一只野鸭不因为赞许而戏水游弋”,
就像一只野鸭一样,它不因为赞美自己玩弄水,在水上游动。这典型是诗的语言,它已经不再是诗意的细节,它整个透露出诗的光辉,但是它表面上是以散文的形式出现的,一种散文的形式,这种散文的外套是伪装,相当于我们某一个贵族或者一个王子,他穿的是那种粗布的衣服,但是他包裹起来的那种精神方面的东西,仍然是高贵的。所以我不说诗高于散文,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虽然用的是散文的形式,但是它透露出诗意的东西。这个时候它靠诗可能更近。
这两种,一种是靠散文更近,一种是靠诗更近,在我看来,都不算是标准的散文诗,标准的散文诗是那种诗里面离诗不远,离散文也不远。按照我们中国的一句土话,不过不及,用一句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不多不少,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标准的散文诗。这里面我找了一个蓝本,《梦语者》的第十五页到二十页,它有一篇题名叫《火》,这篇是我心目中比较标准的散文诗,有散文的成份,有浓厚的散文的成份,也有比较浓厚的诗的成份。他写这个《火》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一种很神秘的火,会突然燃烧,人们不想让它燃烧,想尽千方百计不让它燃烧,但是它会莫名其妙地燃烧起来,我想作者在写这个《火》的时候,写这样一种神秘的,无法控制的,每每跟人作对的那种火的时候,作者对它的神秘性,把这个神秘性写出来了,但是本身不知道神秘性是什么东西,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让它起这样的火。
我想所谓的离诗不远不近,就在掌握分寸,就在这个东西上面。
神秘,但是我不知道究竟神秘的内容是什么,也就是维特根斯坦经常说的一句话--神秘的不是这个世界是怎样的,神秘的刚好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就这样,你只能是这样子。所以我想我们对人世间的把握,《火》这样的散文诗对于事物,对于事件的把握,包括词与物之间,包括词与世界之间建立的联系,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只是把状态说出来。这个在我看来,《火》这样一首散文诗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散文诗,离诗歌,离诗和散文都不远不近,距离保持得比较恰到好处。
另外一点我想说一下,散文诗基本上只能定性,无法定量,它需要一种感觉。首先是作者的感觉,其次是我们作为读者,有慧心的读者的感觉。
说到感觉的话,我想我们今天是一个重新培养感觉的时代,我们今天的感觉基本上是被格式化的,被固定的,尤其是今天年轻人的感觉,主要是来自于互联网,来自于格式化的电视剧,来自于像“非诚勿扰”这样的节目。
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着一个严重的感觉重建,我觉得将近在一百年前,或者大约一百年前,蔡元培搞过一个以“美育代宗教”,当然这样一个提法这样一个口号这样一个主张在当时有它特定的所指。但今天我们要培育今天的新感觉、新感性必须要找到我们特殊的,独特的不一定是好的,我们先不管好,就是首先要找到我们特殊的认识世界的角度和感觉,我们现在所有的感觉基本上已经被格式化了,已经被统一化了。
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小姑娘,现在应该不叫小姑娘,70后,她跟我说了一句话,在饭桌上说的。这话我一直记忆很深,她说,我们70后是属于很特立独行的人,把我吓了一跳,因为我是60后后面的,68年的,我想你为什么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一个末流歌星在工人体育馆就可以把你搞得如痴如醉你跟我谈什么特立独行?也就是说我们的感觉完全是被规定下来的。
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只要有喜欢微信,喜欢微博,喜欢看电视,你的感觉就不会是独特的。所以我今天觉得,培养我们的感觉,散文诗它给我们带来的很特殊的感觉,作者需要培养,而一个读者要破译要进入这样一个感觉氛围里面去,必须要培养,就是感觉需要培养。实际上培养感觉这样一个东西,我觉得是我们的散文诗也好,包括我们其他的艺术,都需要这么一个感觉。我想这个应该是工业化运动以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在欧洲的,尤其是德国,它们一百多年前将近两百年前兴起的所谓浪漫主义运动,实际上都是在培养新感性,它们面对工业革命把人固定在某一个位置,一辈子干这么一件事,就敲这么一个瓶子盖,就在流水线上敲一个瓶子,它要树立这种新感性。我们的感觉被固定下来,看起来没有他们那么严重,实际上我们更隐蔽,我们今天很多小孩说出来的话基本上一样。四川一个很偏僻地区的小孩,只要是热爱电视的,说出来的话和北京中关村一小那么高级的小学的孩子里面说出来的话,词汇几乎是一样的,这个东西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杀伤力,极其大的杀伤力。
我觉得这一点,如果我们的散文诗在培养的感觉,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对神秘性的把握,对神秘性的揭示,对我们今天有很大的帮助,因为科学最重要的方式就是祛魅,把所有神秘的东西都去掉,而艺术刚好跟科学相反,要增加事物的神秘性,一个汤清水白的世界是不值得活下去的,一切一目了然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就这么一个意思。
要神秘,必须要这个东西。这是我要谈到的第一个,散文诗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它所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意思。
敬文东:每一种文体、题材,都是一种感觉世界的特殊角度
第二个,我想谈一谈散文诗的表达能力,一种文体,任何一种文体,不管是小说也好,诗歌也好,散文也好,还是学术论文也好,美术也好,音乐也好,音乐里面的交响乐也好,民乐也好,分类,每一种文体、题材,都是一种感觉世界的特殊角度,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使用了散文诗的文体,使用了诗歌的文体,使用了小说这种文体,就表明我们进入这个世界,观察这个世界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体”这个东西就代表了我们的眼光。
当然每一首散文诗和每一首诗都一样,都要经过一次发明,今天没有统一格式的诗歌的体式,没有统一格式的散文诗的体式。
为什么我们说到古诗和今天的新诗相比,新诗要难写得多,古诗要容易得多?
原因就在于古诗的格式是规定的,它让你看待世界的眼光是固定的,但是新诗和散文诗一样,每写一篇就意味着我们要发明一种新的体式,只不过发明的体式的综合名字叫散文诗,叫诗而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散文诗虽然有它固定的相对于诗歌和小说不同的进入世界的角度,但是散文诗每写一首都意味着发明一种散文诗的话,那么从数量上来说,我们也同样可以把“无限”这样的一个词交到散文诗这样一个表达能力方面,就是它的表达能力是无限的。
无限这个词属于整体,但是对于单独的每一个作者,无限不过是一个妄想而已。
所以终归来说,对于某一个具体人来说,它的有限的。
比如说唐朝晖这个散文诗里面,我觉得他虽然没有拓展散文诗的视界,但是他丰富了散文诗的表达能力,他有在《梦语者》里面有一句话叫“方向已经决定”,这是他的一句诗,“方向已经决定”,也就是说散文诗的方向,虽然它这句话不是写散文诗的,这句话不是表达散文诗的功能的,我借用这个话,它已经很明白了,散文诗的方向是固定的,大体上是定下来的。
在散文诗里面,我觉得表达能力方面有三个值得注意,一个是土地,大概在《梦语者》的五十页里面叫做“话题最终会落到村里面”。
唐朝晖,据我对他的了解,是一个来自于农村的人,也就是说来自于农耕时代的一个中年写作者,我们不敢冒充一个青年人了,就是这样一个人是来自于农耕时代的,所以他会很不经意地说出一个话,所有的“话题最终会落在村里面”。
所以这两本散文诗集里面,谈论农村的人、物、事,包括农村里面的氛围、空气、节律,包括其他一些东西,都是这两本散文诗的主要内容。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人从上个世纪开始讨论,说我们今天再去农村是不是已经不合时宜,因为毕竟是一个城市化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所以我们再描写农村是不是已经不诚实了,或者说如此这般地以我们现在这样的语调语气,已经不诚实了。
但是大家如果放眼看一看,我们上一辈人不说了,像贾平凹、莫言这辈人不说了,就单说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最熟悉的还是农村,可能真正熟悉城市的是比我们晚一辈的那帮人,可能今年二十岁、三十岁的那帮人,从小在城市里面,他们从小跟城市里面的物接触得更近,靠得更近,所以他们对酒吧对霓红灯的感情不是我们拥有的。所以我觉得唐朝晖强行让他的散文诗承担起描写农村,让“话题总会落到村里面”,我觉得这个很正常,这也是他的散文诗里面丰富散文诗表达能力的一个方向。
敬文东:现代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对速度的追逐
另外一个,他也描写城市,但是很明显,描写城市的时候混合了村子的成份,也就是说我们看他描写城市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这是一个乡下人一个农耕时代出来的一个人,熟悉农耕的节奏,他是把农耕的节奏放到城市里面的一个作者,所以我们读他的城市描写的作品的时候,我们同样会感觉到必须要慢下来,不是像我们的出租车一样或者地铁一样,速度非常快,要慢下来。
也就说他的散文诗借用了农耕的节奏之后,他有一个想法,他想降低城市的节奏,降低城市的速度。现代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或者说有一个指标,就是对速度的追逐。
我记得比如说在一百多年前,居里,只不过是死于马车,对不对?再过了不到五十年,七八十年,五十年左右,我们可以看到罗兰·巴特是死于速度更快的汽车。现在被高铁撞死也许也有人,如果是没有全封闭式的话,被高铁撞死的人或者牛牲畜可能会更多。
所以这个速度一方面是现代化的必须,但是人承受速度的能力总是有限的。
我始终愿意提到的就是索尔·贝娄,就是80年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美国作家,他有一篇小说的题目写得非常棒,叫《更多的人死于心碎》,这个心碎就是因为速度带来的。我们今天的现代化是一个高速列车,谁也不知道它的速度是多少,能达到多少,谁也不知道这个车要开到哪里,更没有人知道在哪个地方要翻车,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人的心脏能够忍受多大的速度。
但是我们一味地在加速,所以今天有一句话叫“发展才是硬道理”让我觉得这个很奇怪,为什么一定要发展呢?有没有不发展的权利呢?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很搞笑的,为什么一定要发展,谁告诉我们发展就一定是硬道理?
人需要的东西有多少,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幸福跟高速发展的东西其实关系不大,我们认为高速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美好、幸福,其实都是幻觉,我们不管它了。
第三个,唐朝晖在拓展散文诗的表达能力方面我觉得他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贡献,就是《通灵者》中间有一篇谈论胡安·鲁尔福的长篇小说,叫《佩德罗·巴拉莫》这么一部小说,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就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一个奠基性的作品,马尔克斯曾经说它在不知道该怎么继续写小说的时候,曾经把这本小说读得滚瓜烂熟,从此以后他知道他的小说应该怎么写,甚至认为他能够把这本小说倒着背下来。
《佩德罗·巴拉莫》这部小说是一个奇迹,唐朝晖写的这个长篇散文诗就是针对《佩德罗·巴拉莫》这部长篇小说的。我看了之后还是很感动,它表面看起来是一篇以散文诗的方式写出了一个文学评论,写出了一个文学批评,当然肯定不是文学批评,但是你完全可以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去读这样一个文章,是一部特殊的文学批评,是一篇特殊的文学批评的文章,它给我的印象有点类似于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写得很棒,我大概是13、14年前看到过。这篇小说是写从一个古堡里面的人的太太,给她前方打仗的儿子和丈夫写信写起,你看到一个絮絮叨叨的妇女,抱怨自己在家里面的起居生活很艰难,因为没有男性在家,她的劳动很艰苦。这篇文章写了将近一半,突然笔调一转,你才发现,一个读者读到这才发现,伍尔夫写了一篇文学批评文章,是谈论乔叟,谈论《坎特伯雷故事集》,真正的高手就是完全把它当成一个非常抒情的散文来看。
我觉得唐朝晖在谈论《佩德罗·巴拉莫》,其实他有一个尝试,就是从《佩德罗·巴拉莫》里面发现了他认为感兴趣的主题,来进行发挥,甚至跟他自己当年的农村里面的生活的细节联系在一块儿,那种诗意的细节联系在一块儿,实际上完成了一部很奇特的文学批评。在我读到的散文诗里面,很少出现这样的东西,在我看来比较重要。
敬文东:唐朝晖想在极力保留用格言式的写法片断式的写法,努力想接近我们的存在的本真的东西。
第三个,就是散文诗的写法。
这也是我要专门谈到以唐朝晖的例子来说明散文诗通常的写法,我觉得这里面有四种写法。
一个是唐朝晖尤其是在写《通灵者》的第一部分《中国瓷》的时候,里面采取了片断式的写法,这种片断式的写法倾向于把世界,把散文诗当作于对世界的一个切片,像我们的解剖事物的一个切片一样,它把这个切片切下来之后,切下来之后对这个切片进行精神的或者病理性方面的分析,这是它采取了一种很奇特的方法。
而且这种写法,在他的散文诗里面应该算是比比皆是,如果我们要说得干脆一点的话,比如说《中国瓷》里面,这里面几乎都是格言式的写法,而且这种格言式的写法是一种比较古老的东西,我们大家如果回忆一下我们的中西文明里面,最古老的从老子的写法,就是从“道可道非常道”,这是格言式的写法,再比如说在古希腊时期,比如说赫拉克利特,包括毕达哥拉斯,他们留下来的很多东西都是片断式的格言式的。
包括后来到了近代以来,像欧洲尼采,包括克尔凯郭尔,他们都是格言式的写法,一些片断式的写法,一些碎片式的。古人可能比我们要幸运一点,他们的词语可能靠近存在更近一点。
作为今天的写作者,作为今天像唐朝晖一样的写作者,他用这种片断式的写法,实际上和我们的古人相比要稍微不幸一点,因为我们可能离真实的存在要更远一点,我们中间隔了很多东西。因为我们古人刚刚用眼睛看我们的世界的时候,那个时候人离大自然,离大自然本身并不远,也就是人刚刚从大自然分离出来,大自然成为人的对象的时间不长。
而我们今天经过了无数代的眼睛的转换,经过无数代的眼光的培殖,一代一代的人的知识,最后贯穿到我们的眼睛里面,所以我们离大自然的距离远比我们的古人要远得多,所以唐朝晖这个东西使用格言式的、片断式的写法,实际上仅仅是触摸到了这样一个存在的边缘上,不可能真正地进入到存在里面去。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话,牛津学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语言哲学家叫吉尔伯特赖尔,他说一句话说得很有意思,他说“‘在心里’这样的词,我心中所想,就是在心里,这样的词应该从我们的辞典里开除出去,原因就在于我们不可能看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只能从我们的行为、行动里面推测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外部行为就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外部行为,我们怎么做的,怎么行动的,就是我们的内心。”
我想吉尔伯特赖尔不是想否认我们的浅显所认为的心想、心思,这样的东西,不是说要排除这一点,而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能力像我们古人一样揣度我们的心理,包括弗洛伊德在内的所有心理学家几乎都是巫师,我们的心理学其实是一门巫术,每当我们要窥测我们内心活动的时候,我们反而离我们内心越远。
今天我们很多的心理咨询师往往起到的是催眠的作用,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能力真正地进入我们的内心,所以赖尔才说,我们一定要把“在心里”,“心想”、“心中所思”这样的词语都排除出去,我们的行为就是我们的内心。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唐朝晖想在极力保留用格言式的写法片断式的写法,努力想接近我们的存在的本真的东西,至少是摹本式的东西,向那个地方靠近。这是他的一个第一种写法。
第二种写法,我觉得唐朝晖走得还是我们一个中国人的路子,我用到一个词,这个词也是我们通常所用的,只不过我还没有见到它用到我们的文学批评里面来,叫“走心”。
中国人特别强调“心”这个说法,你们可以看到以“竖心”“心”来造字的想法,都跟想有关系,古人有一个说法叫养心正心,孟子有说,叫静心,要把我们的心静下来,要尽量放开以体天道。
到了张载,要求我们大其心,要让我们的心不断地扩大,这个心扩大了之后,最终要达到的东西是放心,放心,把心放下来。
我们不谈其他道家、佛家,只谈儒家,儒家有一套的养心的方式,最终还是达到“放心”。“放心”这个词最终可以概括道家和佛家、儒家,都到达到这个效果,放心,放下来,这个时候你才能平静,心放开,以纳天地万物,我们才能尽然。
这个是中国的艺术。不管诗词歌赋,包括美术,真正的方式就是走心,从心这里来,所以心要放心,放下来之后强调的是平和,强调的是和谐,所以唐朝晖的两本散文诗集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和谐,强调的是和谐,我们只要随便比一下,拿出欧洲一两个散文诗家,比如说波德莱尔,写的《巴黎的忧郁》,再比如帕斯卡尔写的《思想论》,你就可以看到它不是“走心”,强调的是力,力量的力,尽力,如果是强调力,力量的力,那么一定是冲突,强调的是冲突,它以冲突为美,不是以和为美。
所以东方的美学强调“走心”,强调和谐,强调的是安静,就是静的东西,这是最高的境界。唐朝晖这方面有所追求,我不知道这种追求是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或者是无意识的,但是他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所以他跟帕斯卡尔比,跟波德莱尔比,你会明显地感觉到,它的东西是冲突的,就是互相之间是冲突的,它的力量就来自于它的冲突,来自于它的张力,情绪方面的张力和写作方面的张力,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个东西。
我们不说哪一个更好,都好,我们不能说哪一个高于哪一个,但是是不同的特点,唐朝晖的散文诗里面给我的感觉就是从“心”的角度,而不再是冲突方面。
但是散文诗是这样一种文体,它从西方传过来,在中国的正宗往往还是以冲突为美,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鲁迅的《野草》。你们去看鲁迅的《野草》,从来不存在和谐,就包括他写的非常美的一篇叫《好的故事》,非常美,但是你看到最后一行字你会发现,我醒过来了,我做了一个好的梦,跟好有关系的梦你才发现这是一个幻觉,他写的所有的一切,目的就是为了要被颠覆,这样一个美的好的故事被颠覆。
所以鲁迅的《野草》之所以很伟大,他不是来自于和谐,不是来自于内心很平和的心,而是来自于冲突之心,不是放心,而是冲突之心。所以鲁迅的《野草》的伟大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从鲁迅那个时候开始到今天,我仅见到的散文诗,还是以冲突为美,还是以冲突为正宗。我不知道这一点是不是唐朝晖的一个贡献,我不敢说,因为我看散文诗看得比较少,这两本书也是最近突击性地看的。
第三个,一个比较重要的写法。
在唐朝晖这个地方,一个重要的写法是跟“走心”相对应的是采取了农耕式的节奏,从诗经里面借用来的一个节奏,这个我觉得如果不是自觉的话,起码也是下意识的,跟他的成长经历或者身份有关,就是来自于农村。
中国今天很多人,无论他们今天有多大的官,多有钱,往上数一般不到三代都是泥腿子,这个没什么说的,中国没有什么贵族,自秦始皇以后,中国不存在贵族,只有暴发户。更不用说富二代,那是更加暴发户,所以中国没有贵族传统,中国从秦始皇之后贵族已经没有了。
还有一个说法,“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基本上要不了五世,一般三世而斩,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以后我们如果再出现一个富三代,我会恭喜他们。基本上不会出现这样的词,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早就完蛋了,这是中国的传统就是这样的。
我想说一个农耕的节奏,所谓农耕的节奏就是和我们的自然万物,尤其是植物的节奏是一体的,就是“一岁一枯荣”一体的,我们所谓的植物农耕节奏,就是采取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方式,顺着生命的方向拖一下,就像打太极拳一样,你一拳打过来,我把你拖一下,这样加速生命的走势,这就是唐朝晖在两本散文诗里面做得比较好的,他把农耕的节奏和“走心”配合起来,让它有一个很深的土壤,让它能够生长。
他有一句话是在《通灵者》里面的七十二页,他里面有一句话叫
“这里没有故事,只有生命的回音”,
这个生命的回音,我们真正地可以理解到是跟农耕有关系的,城市里面钢筋水泥,谈不上有生命,如果说我们城市里面有公园,把植物、动物、水圈养到一个地方,我们称它为公园,在街道上种上一些树,这些都算得上是土地的租界,或者是植物的租界,它不是真正的土地,只不过是被圈养起来的土地而已。
所以,所谓的城市里面的生命,至少在一个农耕时代过来的一个创作者,散文诗的创作者认为,它们的生命只来自于这个地方,它是对真正农耕时代生命的一个模仿。所以他说到,专门强调这里没有故事,只有生命的回音,或者说,生命的回音本身构成了所有的故事的胚胎,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不存在其他的故事。
这当然是一个农耕时代过来的一个散文诗人的固执。
另外他在《梦语者》里面的六十七页里还讲到一句话,这句话写得很棒,他说“阴影里面的动作是一种立场”,
这话写得很棒,阴影里面的动作,是一个立场。这是什么立场呢?这个可以随便想,我们不能把它做实,反正是一种立场,这种立场就表明一个写作者也好,尤其是事物本身有它的立场,很难设想一种事物没有自己的立场。
我们说一个事物没有立场,那是我们强加给它的,我们改变了它的立场。
比如说龚自珍写的《病梅馆记》,把梅花弄成各种各样的奇形怪状,完全违背了梅花自己的意愿,我们让它长成这个样子,那是我们强行修改了事物的那种立场。阴影里面所有动作,包括鸟飞着,在阳光下飞着,它留在地上的阴影也是它的立场,这种阴影就是一种动作的固定,或者动作的一个投影,它有它的立场。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人的狂妄就在于,我们认为我们的立场就是一切事物的立场,一切事物的立场都必须听命于我,我觉得这一点在农耕时代的节奏里,在唐朝晖这个地方获得了一个很重要的表达,而且它和前面的走心式的思维方式是靠在一起的,而且相对称的。同时做到能够很精当地分析作为世界切片的一个散文诗要完成的任务,对它进行那种定理学的或者精神方面的分析。
敬文东:唐朝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写作者
有一个表达方式在我看来是唐朝晖比较隐蔽的一个,这个是我特别感兴趣的。
中国古人的诗词歌赋在表达真理和表达命运方面,有一个特殊的表达方式就是用叹息式的方式表达出来,“噫吁嚱!危乎高哉!”“帝高阳之苗裔兮”之类的,它都是一种叹息式的,对命运也好,对生活也好,对真理也好,都是叹息式的,这是我们中国式的抒情的一个方式。
它力量也来自于这个地方,尤其是“兮”这样一个词,完全是一个地方性的叹词,楚辞里面一个地方性的叹词,如果一定要开一个玩笑的话,有点类似于广东人的“哇塞”。自从改革开放之后,它成为全国性的,以前只在岭南,由于广东人的腰包涨了,这个词也开始走向全国,全中国没有哪一个人不会说这个话,实际上是很土的一个话。
但是像“兮”一样,它后来流落到我们的汉文化里面。所以我觉得有唐朝晖他作为整体的散文诗的精神气韵,叹息是其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如果我们仔细去阅读,再加上我们有意识地联想到我们的阅读经验,尤其是对我们古典的抒情式的方式的经验,你会看到唐朝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写作者,不是一个舶来的人,虽然我们读了很多古希腊以来的书,但是我们的鼻子没有长高,我们还是中国人的鼻子,皮肤是中国人的,我们的感情方式还是中国式的。
最后我想谈一点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能否设想一种新的散文诗的走向,我看的散文诗不多,但是整体上来说,我们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散文诗》杂志的主编也在这里。听了不要不高兴,因为我对中国散文诗的整体评价不高,尤其是最近一两年,我真正地看了一些散文诗,因为机缘巧合,认识了一些散文诗的朋友,他们给了我很多,我回去也看了看,整体上来说,我很不满意。不满意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是在深度方面,一个是在艺术本身方面,我觉得特别特别欠缺。
我想说如下几个,看能否做到。
一个是篇幅,跟我们一说到散文是很短的篇幅,这个我觉得唐朝晖这方面做得很好,他的散文诗的篇幅很大,我不是说大就好,而是说大必须要跟你处理的问题的重要性相当。我们说鲁迅的《野草》很好,但是它也很重要,但是这种重要性,我们从来没有把这个重要性跟《红楼梦》的重要性相比,它不是一个当量级,一个三十公斤重量级的,不能和一百公斤重量级的比较,它们虽然也重要,但是我们不会这么去比。
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我们写长了,不是要空,而是它的重要性。我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的散文诗有没有真正表达重大问题的能力,重大题材的能力,就是我们考验一个文体,它有没有处理、包容很多问题,处理很多。虽然一种问题就是一种世界感,但是我们在这样一种世界感的氛围内能不能把一个问题处理到极致,这是跟篇幅有关系的。
敬文东:人和种族种族的命运才是艺术要探讨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题材,我们能不能不断地扩展我们的题材。
假如说我们一个散文诗人,像唐朝晖这样的散文诗人,他把农村处理得很好,在讲城市里面也加入了农村的影子。但能不能处理纯粹的城市,像波德莱尔那样《巴黎的忧郁》,典型的巴黎,肯定没有一丝一毫的农村的东西。
我们今天的很多城市,比如说上海、深圳,确实是典型的城市,北京还谈不上,北京真的谈不上。比如说我们看到像贾平凹这样的作家,他写城市的时候,尤其写了西安,就是一个乡村大集,《废都》的西京城就是放大的一个农村的小镇,无限放大的一个镇子,我们的很多作家在描写城市的时候都缺乏这个能力,他们对农村更熟悉,或者说他们的心境更接近于农村。我觉得这是我们以后非常重大的一个考验。
第三个,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否发明一种真正的散文诗,这种散文诗跟我们个人的命运,人的命运,种族的命运相对称。
艺术说白了,我们还需要它,就是要探讨一个重大问题,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个人的、集体的、种族的,我在这个宇宙中是什么地位,我到什么地方去,我的命运是什么,我们的种族的命运是什么,其实艺术要探讨这个问题。
如果艺术不探讨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根本没有意义。
像我自己这样的人,之所以对电视连续剧,我差不多十年都不看了,对电视连续剧,对庸俗电影,包括像电视里面的非诚勿扰这样的东西,感觉很不满意的一个原因,它们不讨论这个问题,不讨论我们人真正的命运,它不讨论,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的散文诗,既然是接近诗的,那么天然有这样一个义务,如果达不到这一点,我觉得我们的写作都属于原始状况,或者原始社会,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