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 国家公祭日，回忆被恐怖笼罩的南京

闲窗月

李辉 | 国家公祭日，回忆被恐怖笼罩的南京2015-12-13 李辉 六根

2015年12月13日，是第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今天清晨，江苏省南京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降半旗仪式，迎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南京有17处丛葬地也同步举行公祭活动。

2014年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国家公祭日是为悼念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以及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而设立。公祭活动旨在让世人勿忘历史，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

国家公祭日，回忆被恐怖笼罩的南京

文 | 李辉

“用最小代价尽快征服华北”，日本首相近卫的如意算盘

1937年1月的《生活》封面选择日本士兵为封面人物。

“七七事变”和淞沪抗战期间，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两个日本人。他们一是日本首相近卫，一是日本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他们分别在1937年7月26日和8月30日的《时代》上亮相。

“用最小代价尽快征服华北”——这就是近卫的如意算盘。他以缓和的语调谈论对华政策，称日本是要与中国合作，而不是侵吞领土。他甚至将反对共产主义作为首要目标加以突出，试图以此来分化中国刚刚达成的抗日统一战线，在国、共两党之间，再次嵌进彼此的历史宿怨。然而，中国方面的抗日热情和士气，让近卫“用最小代价尽快征服华北”的设想变为了泡影。淞沪战役的激烈程度更是让他没有预想到。于是，“最小代价”到1937年8 月底就变成了日本正规军的倾巢出动和日本的全国总动员：

上周，在东京，日本的内阁成员们在护城河环绕的裕仁天皇的皇宫忙进忙出。他们要求天皇做出一系列决定，其中最重要、最轰动的高层军事决定是，派遣日本全部正规军，约二十六万人，前往中国。

在上海，差不多有十万日本军队参战，此场战役不再是孤立的，一场新的地面战斗已经扩大，北平、上海、西部山区之间的广阔三角地带，都将可能成为战场。（1937年9月6日《时代》）

在日本各路人马的紧急调遣中，最引起美国方面注意的不是关东军，也不是空军，而是海军。一方面因为在淞沪战役中日本海军曾是日军的作战主力，另一方面则因为美国与日本一样，都是太平洋沿岸国家，它早就密切关注着日本海军实力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代》于1937年8月30日把日本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确定为封面人物。

1937年7月26日《时代》封面人物近卫首相。

1937年8月30日《时代》封面人物米内光政。

封面照片上，米内身着海军服，手持佩剑，肃立。看上去干练而信心十足，威风八面的样子。他大概觉得自己有理由自豪，因为是在他的指挥下，自1931年以来日本海军终于第一次有机会超过出尽风头的日本陆军，在世界面前展示了实力。

1931年，侵占满洲时，日本的海军未来得及派上用场。上周在上海，日本海军则几乎是独立地进行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战斗。上周不断有消息说日本的增援部队正在赶往上海，但几乎所有真正可见的增援部队都是奔赴华北，补充北平一带的军力。在北平，圆脑袋的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两周来一直在南口的窄长地带抵御日军进攻。上周，北方的其他一些军阀赶来支援他，可望进行一场大规模的防御战。

不过，在上海，日本海军不只是投入了最激烈的战斗，而是日本海军至少有一半兵力派来了。联合舰队的旗舰，由英国制造，已服役三十七年。“出云号”旗舰停泊在上海公共租界对面，经历了十天的轰炸、射击，包括一次鱼雷袭击，旗舰仅受到轻伤。沿黄浦江到长江口，十六英里的河面上，汇集着日本舰队群，共五十多艘战舰，包括四艘战列舰，六艘巡洋舰，三十八艘驱逐舰，以及日本的四艘航空母舰中的一艘。（《时代》，1937年8月30日）

在这场被称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战斗”中，上海俨然成了海军武器装备的实验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世界上第一次用于实战的鱼雷快艇。《时代》报道说：

由于上海这场大战是在一座现代城市进行，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一场被观察得最仔细的交战。因为公共租界有自己的无线电通往全世界，这也是现代第一场大战可以不经审查就能把新闻发送出去。然而，军事观察家和记者，还是错过了一件事情：上周周末，等待已久的日本增援部队抵达黄浦江和长江的交汇处，预计将有五千名士兵登陆，与中国猛烈的战火相对。中国指挥部立即传出话来，他们的时速四十五海里的鱼雷快艇，每艘装备两枚鱼雷，一架机关枪，已经击沉一些日本舰艇，数目多少尚不清楚。没有外国人亲眼看到，所有外国海军军官都等待着亲自看到。这种鱼雷快艇是德国、英国，特别是意大利大量投资研制的，这是它们第一次用于实战。国民党中国至少拥有十二艘此类快艇，其中英国六艘，德国六艘，目前等待着进一步测试，以确定未来是否有更大作用。（《时代》，1937年8月30日）

指挥日本海军与中国作战的米内，熟悉中国，喜欢中国书法：

作为一个日本人，米内将军身材可谓魁梧，五英尺十英寸高，这与他的显赫政治地位很相配。五十七岁的米内一直是海军军官，老谋深算，避免卷入政治纷争之中，他受命指挥旗舰。……米内喝酒，但有节制，爱喝日本厉害的烧酒。他的主要爱好是书法，用驼毛制作的毛笔在宣纸上写中国字，这是练习手的稳健的一项运动。两周前，裕仁天皇召见他，将处理上海难题的任务交给他。他用一双有力的日本人的手正在工作着。（《时代》，1937年8月30日）

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的不止米内一人，出任淞沪战役中日军总司令的松井石根更是一个地道的中国通。“两位同志”——《时代》甚至以这样的标题来突出松井与中国的特殊渊源：

为进行这场大战役，日本政府任命松井石根担任海陆联合部队的最高司令官。松井熟悉中国的程度几乎同他熟悉自己的国家一样，并曾与中国热情的爱国者、“中华民国之父”孙中山合作过，在中国推动“泛亚细亚主义”。尽管这一主义是针对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但也是反对俄国。但松井的狡猾足以蒙骗大量没有戒心的中国人，他走到哪里，人们都伸开双臂欢迎他。现在，他的工作不再是蒙骗他们，而是与他们作战。（《时代》，1937年9月6日）

曾与中国人合作过的松井石根，现在成了侵略中国的指挥官。

日军见上海久攻不下，改变战略，又从国内调来增援部队，改从杭州湾登陆，从背后向中国军队实施致命打击。上海沦陷了。三个多月的激烈抵抗以中国方面的失败而结束。此时，松井石根接受了西方记者的采访：

获胜的是长着一对长耳朵的松井将军，有记者问他日本是否继续进攻，占领蒋委员长的中国首都——在长江上方距上海二百英里的燃烧中的南京。松井将军缓缓地说：“你们最好去问蒋介石未来的发展。据说蒋已经预计要打五年战争。好啊，那就打那么长。我们不知道是否继续向南京挺进，这取决于蒋。” （《时代》，1937年12月12日）

他的军队继续向南京进攻。他的士兵以冷酷、残忍的面目开始出现了。

日本的进攻，目前以每天五十五英里的速度向前推进。本周占领紫金山，控制了位于南京郊区的用价值三百万美元的大理石修建的中山陵。日本轰炸机对南京城也进行了轰炸。本次进攻中，日本的英雄是两个下级军官，他们比赛看谁的军刀最先杀死一百名“中国抵抗者”。最新纪录：野田少尉，七十八名；向井少尉，八十九名。不管莫斯科是否把迫使蒋加入共产国际作为苏联援助的条件，上周从苏联飞来了三百架800型双引擎、时速二百五十英里的苏式轰炸机。日本声称在起火的南京，他们已经击落了其中的十架。蒋委员长似乎已弃守南京，尽管他曾发过誓，要“坚守到最后”。（《时代》，1937年12月12日）

就在《时代》这期杂志出版的第二天，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南京大屠杀开始了。近卫“榻榻米上的办公”与松井石根率领的日本军队的凶猛残忍汇合一起，形成巨大的阴影，把南京笼罩，把中国笼罩。

1937年12月6日的《生活》封面选择的仍然是日本士兵。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甲级战犯松井石根在东京接受审判。

恐怖笼罩着南京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立即向世界报道真相的主要是一批西方记者。他们中间有一位是《纽约时报》远东特派记者哈立德·埃邦德（Hallett  Abend ）。

在报道这一历史惨剧之前，埃邦德已在上海经历过战争的残酷。淞沪战役开战的第二天，8月14日，上海就发生了罕见的两次轰炸惨剧。一是发生在南京路外滩，一是发生在大世界娱乐中心。世界各大媒体包括《时代》对此都予以报道：

在英国人集中的地区、著名的外滩与南京路相交的拐角处，两周前中国飞机在前去执行轰炸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的任务途中，一枚脱落的炸弹落在位于此处的和平饭店，另一枚落在一英里之外的大世界，造成五百人伤亡。（《时代》，1937年8月30日）

这里，把两起爆炸都说成是因中国飞机的失误而造成的。但《中国抗日战争图志》的记载有所不同：日军炸弹在南京路外滩爆炸，死伤一千六百九十四人，其中外侨十五人；我空军炸弹误落大世界，伤亡两千零二十一人。

淞沪抗战期间，被日机轰炸的位于外滩的饭店（今和平饭店）大门

埃邦德亲历了几天后发生在南京路上永安公司门口的爆炸，这一次的元凶是日本军舰发射的炮弹。《时代》生动描述了埃邦德的现场亲历：

上海十一天的战斗中，公共租界里的顾客都涌进南京路上的两个隔街相对的商店——永安公司和新新公司，购买持续包围期间所急需的商品。集中购物的人群中，有《纽约时报》的特派远东记者埃邦德和毕林罕姆斯（Billinghams）。埃邦德坐在车里等候毕林罕姆斯去买一副双筒望远镜。一声如同快速列车汽笛声的警报响起，一颗从军舰上发射来的炮弹就在大街上空爆炸，两个商店的店面都像纸一样被撕烂。两个商店里有三百人伤亡。记者埃邦德拖着受伤的脚一跛一拐地走进永安公司大楼，只见到毕林罕姆斯正用力拉开电梯门，炸烂的左臂血流如注，胸部还有三块弹片。美联社记者哈瑞斯（Morris J.Harris ）跑到人行道上当即写下报道：

“数以百计的尸体堆积地上。巨大爆炸力将他们炸起又抛下。……血流淌进电车轨道和下水道。头、腿、胳膊的碎片，粘在店面墙壁上，其余洒落街道两旁。”（《时代》，1937年8月30日）

可以相信，《时代》的报道正是埃邦德本人讲述的经历。南京沦陷之后，埃邦德继续履行着一个记者的神圣职责，他根据得到的来自南京的材料，连续报道发生在南京的大屠杀。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24日——

恐怖笼罩着南京

哈立德·埃邦德

今天在上海收到由留在被放弃的中国首都的美国传教士寄出的信件。信件里提供了有确证的细节，证明占领南京后日军的军纪已荡然无存，由此导致集体屠杀平民，处决解除武装的士兵，强暴、屠杀妇女，有计划地摧毁、洗劫财产，其中包括外国人的产业。

一位德高望重的传教士说：“整个局面被频繁的屠杀、大规模的洗劫、不加节制地骚扰私人住宅，包括侵犯妇女的安全等行为而损毁。”（转引自《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第98页）

《洛杉矶时报》，1938年1月25日——

南京的恐怖

哈立德·埃邦德

上海1月24日（未经检查的独家报道） 撕开日军以军事需要、辩称情况不安全，以及其它种种表里不一的理由所能构成的借口，从而展示自从得胜的日军攻破中国往日首都城门之后南京城内引人注目、恐怖异常的事实。南京的情况竟是如此无法无天，如此令人惊骇，以致于日军当局除了无法拒绝的外交官之外仍不允许外国人访问南京城。（转引自《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第127页）

当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上海的公共租界里拥满着难民，其生存状况被这样描述着：

在上海，经验丰富的记者报道了从战区逃亡的一百万中国人的状况：“肮脏、疾病、饥饿、发疯。”有一个剧院里，一万四千名难民像蚊蝇一样生活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生命的进程仍在继续：一百万难民中，每分钟诞生一个婴儿；每三分钟一个人死亡；每个小时有十三个母亲死于分娩。（《时代》，1938年1月3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是以野蛮著称的。”——说这句话的，不是别人，而是此时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艾登（Anthony Eden ）。他是有感而发。因为淞沪战役期间发生了一次英、日外交纠纷，即日本飞机轰炸英国驻华大使的专车，造成大使重伤。《时代》当时以《“无法遏止的愤怒”》为题，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

一天上午，两辆长款豪华轿车从南京向上海行使，每辆车的前盖上，都覆盖着一面英国国旗，在风中猎猎发响。距上海约五十英里处，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一架日本飞机就俯冲而下，离第一辆汽车还不到二十码（约六十米——引者注），用机枪猛烈扫射。开车的是英国武官弗雷泽（Lovat Fraser）少校，停车一看，只见在后座中央坐着的五十一岁的英国大使纳希布尔·休格森(Knatchbull Hughsson )，腹部鲜血直流。大使是英国最精明也最年轻的外交家。他的背部受了伤，胸部也中弹。他的此次活动使命是这样结束：本是要到上海拜会日本大使，递交一份英国不厌其烦地提出的和平方案。此时，大使不是前去与之见面，而是由同行中未受伤的人急速送往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所设的乡村医院，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药剂师立即为他输血。(《时代》,1937年9月6日)

艾登在其回忆录中，写到了这一事件：

这场战争从一开始，便不遵守文明时代普遍接受的法则。到8月底，休·纳希布尔·休格森爵士首途上海。他和他的同事们分乘两辆汽车，车上挂有英国国旗，汽车遭到日本飞机的袭击，大使受重伤。日本驻伦敦大使立即代表他的政府及他个人对这次事件表示遗憾，他自己感到很尴尬。我对他说，他的话不能认作是正式道歉，因为他们没有承认任何责任。中国大使也在同一天（8月27日）下午来访。他说，这次事件典型地说明了当前远东正在蔓延的无法无天现象。这班年轻的日本空军人员是决不会停止他们对西方国家的敌对行径的，他们追求的口号是“东方是亚洲人的”。

……最后，9月21日，日本政府在受到伦敦更大压力之后，才正式和公开表示深为遗憾，以及对于惩处有关人员一事作出的不甚令人满意的保证。事情虽然了结，但它说明日本政府已不能完全控制其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是以野蛮著称的。（《艾登回忆录》，第955页）

然而，来自西方列强的仅仅限于抗议而已。蒋介石最初期盼的外国直接干预，并没有如期发生。

未能争取到国联诸国特别是西方强国的直接干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失望而悲愤，他为世界缺乏远见而忧虑重重。他在国联大会上说道：

我在1937年11月23日会议上的演说中，暗示了隐藏于缺乏远见和能力，不能以实际和有效方式来处理中、日问题的危险性。我是这样结束演说的：

“主席先生，国际和平也像一国的国内和平一样，如要持久，就得保卫。目前远东和平的恢复与维护，要求其他与会各国采取道义上的、物资上的、财政和经济上的具体行动。这类行动还必须及时进行，因为如果因犹疑而耽误得太久，那么，肆虐于远东的暴力和动乱，不久就会达到不经受另一次世界大战的考验和磨难，就不可能制止和控制的程度。”（《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卷，第696—697页）

他的大声疾呼没有回声。他的忧虑和预测却不幸被言中。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格局开始改变后，中国期待已久的来自西方强国的支持才姗姗来迟。

胜利最终属于我们

1938年1月，《时代》评选1937年的年度人物蒋介石、宋美龄夫妇。

一九三八年来临，又到了评选年度封面人物的时候。这一次，《时代》挑选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

对于《时代》的读者，蒋、宋已经不是陌生的面孔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两人曾联袂成为封面人物。不同的是，此次当选的是1937年的年度封面人物。

为什么选择他们？《时代》说，“两次当选过年度人物（1932年和1934年）的罗斯福总统，肯定不会成为1937年的年度人物。因为，1937年是他出任美国总统以来，第一次没有在美国公众生活中成为醒目的、标志性人物。”另外一些著名人物，如美国劳工领袖刘易斯、英国新女王、英国新当选首相张伯伦，都没有太大的轰动新闻。西班牙战争也在激烈进行中，虽有佛朗哥将军这样的人物，但谈不上显赫。于是，《时代》把选择转向了远东：

在1937年世界上引人关注的国家是中国。他们与日本在陆、海、空开战，而日本是自机器时代以来总是征服他国的唯一的非白种人民族。上周，在遥远的中立国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瑞典伟大的亚洲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在瑞典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说：“中国近来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构成一个警告，更是一个最后的信号，即白种人的负担将由一个更愿意承担的日本接过去。白种人在远东的统治即将结束。”

在1937年，如果任何一个具体的日本人创造了如赫定所认为的现实，那么这位日本人就肯定能当选为年度人物。但没有这样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日本领袖，能够控制日本内心的野心欲望。更大程度上，它像一座蚁山，在冲动驱使下去征服另一座蚁山，日本就这样走向了战争。既无拿破仑，也无俾斯麦引导他们。日本的天皇和老年政治家，日本本土的陆军、海军的将领，内阁，驻扎在中国的陆军和海军的将领，全是在互相竞争的对手集团。

然而，正是当日本没有卓越的领袖率领来进行她的巨大冒险时，冒险的受害者中国却有了最有才干的领袖。整个1937年，中国人一直接受着一个卓越的领袖和他的著名妻子的领导，其间并非没有光荣之举。在这对夫妇的领导下，长期以来处在分裂状态的中国人——其中千百万人过去很少使用“中国”这个词——已经逐渐具备了民族意识。

……每位关心要闻的读者都知道，在1937年，日本的战争机器在上海被卡住了十三个星期之久，它的时间表第一次被中国的战争机器粉碎了。现代世界看到了中国不辜负战争机器这一名称。蒋委员长被迫使用他的战争机器，至少两年前当它刚刚形成时，他的手被激进的爱国者逼迫。同时，他也被狡诈的日本人所逼迫，他们认为如果不能在1937年打败中国，就将永远无法打败之。如今，蒋委员长夫妇一直不承认中国已战败，他们早就宣布，只要需要，他们将持久作战，用游击战拖垮、消耗、最终打败日本。如果蒋委员长真的赢得战争，他将成为本世纪的亚洲巨人。能否获得这样的胜利尚难预料。在此期间，他和蒋夫人已经使他们本人成为了1937年的夫妇年度人物。（《时代》，1938年1月3日）

历时三个多月的淞沪战役，以上海、南京一带相继沦陷而结束，尽管如此，《时代》还是选择了蒋、宋成为1937年度封面人物，这或许可以说是蒋介石、宋美龄在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之时成为个人大赢家的一个标志和说明。

蒋、宋成为个人大赢家的背景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壮烈。当然，这与《时代》的主人卢斯与中国的感情深厚也有着密切关系。与许多西方人不同，这位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长大的传教士的后代，更能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它有广袤的土地，它的人民有顽强的生存能力。加之，1932年他重返中国时，对蒋介石产生了信任感，佩服蒋介石的能力。南京虽然沦陷，但日本战初所宣称的“三个月打败中国”的预言，却没有变为现实。在很多人对中国抗战前景感到悲观，气氛一片低迷时，他的《时代》却对中国充满信心，仍能乐观地预测未来：

蒋委员长和蒋夫人已经逃离的事情是本周的一个军事机密。他们现在的工作是发动一场抗日的游击战争，就像尼加拉瓜的桑地诺（Sandino ）将军抗击美国总统柯立芝（CalvinCoolidge）的军队。对蒋这样一位资源雄厚的人来说，战争并非没有希望。日本不是美国，它的资源已经严重消耗，可以相信，这一战争长期继续打下去，将使她的经济崩溃。中国也不是尼加拉瓜，她幅员广阔，任何入侵者都必须有漫长的但又易受攻击的供给线。众所周知，她的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不可能消耗殆尽。她的最大弱点在于过去一直缺乏士气，如果蒋介石和宋美龄能够将他们的意志变为中国的意志——该意志被说成“任何牺牲都不会白白付出”——中国的前途是美好的。

……

本周，一位合众社记者“在长江流域某地”与蒋、宋夫妇在一起，他证实年度夫人因患流行感冒而卧病在床。他引用了年度先生的话：“请告诉美国，充分信任我们，战局已经发生变化，胜利最终属于我们！”（《时代》，1938年1月3日）

中日之间的输赢尚在悬念中。

中国抗日战争初起时，在布鲁塞尔，两个西方外交官曾为中国和日本谁将是最终的赢家打过赌。他们一位是美国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首席代表戴维斯的副手亨培克（Stanley Hornbeck），一位是法国驻国联代表拉加德（Lagarde ）。

亨培克是个中国通，早年曾在中国杭州任教，担任过近十年的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拉加德是法国职业外交家。比较而言，顾维钧说亨培克对中国局势的了解要比美国或法国的国防部高明。亨培克认为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中国不会放弃抵抗；拉加德则认为，中国的抵抗在1937年年底就将结束。他们为此打赌：

谈及中国的军事形势，亨培克说，拉加德曾和他谈过此事，给他的印象是，中国坚持不了多久。按拉加德的说法，中国的抵抗年底以前就要结束。因此，依拉加德看，会议对支持中国的抵抗立场起不了什么作用。亨培克则说，中国一定会继续抵抗。他和拉加德打赌：六个月以后不论情况如何不利，中国都不会停止抵抗。拉加德同意和他打赌。亨培克问我的意见，我说和他的看法一致，中国全国一致拥护抵抗日本侵略，决心坚持战斗到底。

亨培克说，他并不习惯于打赌。不过，这次他非常有信心，所以他要和拉加德赌个输赢。他说，平常人们只按表面统计数字来判断局势能不能坚持下去，而忽略了心理因素。而在中国人抵抗的精神很强烈，而且准备付出牺牲。他说，即使在华盛顿，军事权威也只会根据有关部队、大炮、坦克、飞机等数字来判断形势变化，而不考虑部队的精神和士气的因素。（《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卷，第611页）

这场打赌中，美国的亨培克成了赢家。

六根者谁

李辉 叶匡政 韩浩月 绿茶 潘采夫 武云溥

醉能同其乐，醒能著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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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郎

小月，图片可惜没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