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石子的隐喻和坚守

楚飞云

一粒石子的隐喻和坚守
     读周凌云《屈原的村庄》有感

        说起三峡，素为世人所知。它西起川东奉节白帝城，东至鄂西夷陵南津关，全长约二百公里。此地多崇山峻岭，悬崖峭壁。长江至此和山石相激，飞流急湍，婉转回旋，从而形成无数险恶滩涂奇峡。郦道元《三峡》里有云：“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人，重岩叠障，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抛开山川的雄伟壮丽不谈，人类要想在如此艰难的自然环境中生存，想来实非易事。但三峡自古以来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巴楚人的祖先千百万年前就在此地生存繁衍。由此可见，人类爱美的基因，应该是深植于骨子里的。
离开了人来谈美，实属虚幻；离开了美来谈人，又觉无聊。人和美的共生，才是人类文明繁荣的本质。三峡多奇峰异石，常为世人称道，但这称道的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是对一种精神信仰、美学追求和价值取向的趋附和认同。若把三峡比作是一串瑰丽无比的明珠，那秭归便是这串明珠上的一点。秭归地处西陵峡畔，西汉置县，现代又因三峡大坝工程闻名于世。这只是地理意义上的秭归。毫不讳言地说，秭归在中华民族文明的源远流长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秭归是被称为“中华诗祖”——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奠基人屈原的故土。文明因历史的沉淀而深厚，一片壮丽的山川也必将因为一颗伟大诗魂的浸润，而焕发出绮丽的色彩。
        周凌云的长篇散文《屈原的村庄》，正是围绕着这片土地来展开的。长篇散文我读之不多，而读后能令人掩卷长思，并留下鲜明记忆的，实在是少之又少。周凌云的长篇散文《屈原的村庄》整体结构严谨，文意圆融通透，风格亦庄亦谐，语言生动活泼，笔法成熟细腻，读之让人不忍释卷。散文分为：走过春分，端午花开，中秋吟唱和大雪如花四卷。表面看来这是一篇以时间顺序来铺排的叙事散文，细读之后，散文内在的两条线索清晰可见，一主一次，或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各就表里，互为支撑：一条线索围绕着乐平里——屈原的故乡里的人和事徐徐展开；另一条是对屈原精神的深层挖掘，还原，以及现实的解读。文字里既有着乐平里山山水水的如烟墨画，又有着乐平里形形色色人物和事件的环绕穿插，谋篇布局看似随意，实则独具匠心。整篇文章让人读来既有着诗的意趣，又有着小说故事般的扣人心弦。文字中还有着对屈原精神传承，骚坛命运走向和农民诗人生存现状思索和考量。这里既融入了《猎人笔记》的钩画了了，雍容大度；又包含了《瓦尔登湖》的澄明清澈，朴素恬淡，实在是一篇不可多得的长篇散文佳作。
        乐平里原本是三峡地区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小山村，却因处处留有屈原的印迹变得与众不同。作者笔下的乐平里，是一个风景优美，有如桃花源般的小山村，但这“小”也仅仅只能从地理意义上而言。乐平里地处偏远，从现代意义上来讲，甚至可算是封闭落后。但历史的奚巧与矛盾又在于此——正是这样一个如此小的村庄，却走出了一位举世闻名的诗人。乐平里对于作者来说，是既感亲切，又觉神秘的。最初的作者，也是带着无限崇敬，又怀揣一种说不清的疑惑走进乐平里的。如若不是和屈原这样一位巨人肌骨相连，乐平里是鲜为人知的。＂它远离县城，更远离现代化都市，僻静而幽深。游客来得少，人们对都市是向往的，对乡村却漠不关心。＂地理版图意义上的乐平里，在中国可以说比比皆是。与其说作者在此处略带讥讽，还不如说他是有着更多的落寞与反省。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向往繁华可以说是人之天性使然。从哲学层面上来讲，这与人对美的追求和期盼并不冲突。一个山村因历史原因或地理限制，在一个相对繁荣的时代里，依然是寂寂无闻，甚至是贫穷落后，这并不能成为令人羞愧的理由。但作为人文意义上的乐平里，它却是一点都不贫瘠。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甚至是丰足的，富饶的。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一个小地名的变迁纷芸而琐杂。乐平里无论是采用何种称谓，它骨子里都是和屈原这个名字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乐平里这个名称，至始至终都是和诗歌的精神内核紧密相连的。对于处在历史景像中的乐平里而言，作者也有其现实和诗意的解读。历史从来都不是割裂的，孤立的。乐平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被打上了诗的烙印，这既可以说是命运的偶然，又可指认为历史的必然。和一位伟大的诗魂比邻而居，你可以孤苦，但不孤绝；你可以清贫，但不无望；你可以不必成为一名诗人，但无法拒绝一个图腾般的身影会时时融入到你平凡寡淡的现实生活中来。＂我没有为乐平里写诗，我对于乐平里之感情，不能仅用一首诗来表达。我要用我的著作来详细记述，我的光阴洒在这里，我的魂魄飘浮在这里，爱根植在这里。＂作者的语言是轻柔的、质朴的，但情感却是真挚的、浓烈的。作者走进了乐平里，也是走进了自己精神的故乡。
        现代人精神的空置和焦虑，内心的无依和飘泊，灵魂的迷离和困顿，是由来已久的。我们似乎一直行走在路上，走过很远很远的路途，看惯了万物繁华云聚云散，历经了世事沧桑如烟变幻，到后来发现自己依然是两手空空。我们执着于一个又一个欲望的达成，以至于忽略了所有路边的风景。我们占有的越来越多，可失落感从没有远离我们。物质是满足我们生存繁衍的基础，但对其无度的索取，却变成扭曲我们性灵的黑色漩涡。人类文明的发展日新月异，无论是在灯红酒绿的都市，还是在相对闭塞的乡村，绝对的贫困渐渐远离我们。现代人大多生活在物质的表象之下，物质的㓋流如钢铁巨兽般时时碾轧着我们的生活。物质上的富足并没有为我们带来想象中内心的平和与安宁，以及对美好和幸福的种种猜度。我们行走在一条模糊的路途上，我们并不知道路要通向何方。物质的怪异和突兀对人所形成的压迫无处不在，我们站在物质的围栏中喘息、徘徊、傍徨、呻吟、呐喊，我们甚至无法听到一种真实而可靠的回音。“——我们是物质的玩偶，而非其它。”在这样一种离奇而混沌的状态中，我们急需一种明确而清晰的内心牵引、精神指认和灵魂皈依。
        乐平里手中有一面古朴的镜子，以此来观照它身外那个浮华而喧嚣的世界，乐平里的日子和时间，似乎总是比它所处的世界慢了半拍。乐平里还有土屋，这种土屋我小时候也曾住过。灰黄的土墙，黑色的瓦片，像一张张年代久远的天然的黑白照片。房屋低矮，少窗。有窗户的房屋，窗户也逼仄、狭窄，看起来总感觉和屋外的世界缺少足够的勾通。屋顶也不全是黑瓦片，还有一种应该是玻璃制成的亮瓦片，极少的一两块，镶嵌在屋顶，以摄取星星点点的自然光亮，来抵挡口字形空间的阴暗和沉闷。在晴朗的夏日，又逢亮瓦刚好洗净的时候，躺在床上无眠，甚至能透过亮瓦看到泛着缕缕星光的夜空。这恐怕是住在土屋里一个难得的好处，原来只要你有一颗诗意的心灵，美也是无处不在的。土屋带给乐平里人可能更多的是苦恼，比如文中徐宏闵一家，天生的身材高大，住进低矮的土屋就如同住进牢笼里一般。当然，乐平里不仅仅只有土屋，还有绣花。俱是一些手脚看似笨拙的普通农妇，可她们也是有着一颗崇尚美的心灵的。她们能用针线在布帛上绣出种种精美的图案，这些织品和她们日常灰暗的生活色调几乎是格格不入。她们用自己的汗水，用自己的辛劳，用自己的想象涂抹着一个梦想中的世界，这和诗又有什么区别？将一个个平凡的日子打磨出光亮来，这不仅仅是对美的一种向往，这几乎是对原本贫瘠凉薄命运的一种反叛。走出生活和命运的惯性，这不仅仅是诗人的事。
        周凌云对乐平里风物的描写，是毫不吝惜笔墨的，也是匠心独具的。作者的双脚在乐平里的山山水水间流涟、徘徊；作者的目光在乐平里的一事一物里碰触、抚摸；作者的笔墨在玲珑有致的纸页间恣意挥洒。没去过乐平里的人，读到这样的文字，也仿佛已到乐平里走过了无数遭。乐平里的一草一木，一声鸟鸣，或一阵狗吠，都是如此的鲜明和亲切。就如同一个多年未曾谋面，再熟悉不过的朋友一般。乐平里的四时景物，作者是熟谙的，也是深爱的。但这应该并不是作者无数次走进乐平里唯一的原因。乐平里不仅有旖旎的自然风光，更重要的是这里生活着一群人，一群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依然写诗的人。
        为什么把他们叫做农民诗人？这是我不能也不愿苟同的。当然，我们可以戏谑地说：诗歌写作是上帝指定的营生——这甚至是对上帝或诗歌的不敬。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其相对的社会身份定位，这无可厚非；每个人写出的文学作品，也有其美学层次高下之分，这或者也是事实。但这些都不足以成为把诗或诗作者贴上标签的浅薄理由。每一个追求美的灵魂都是平等的，每一颗爱美的心灵都是高贵的。一个农民写出的诗，和一个“专业诗匠”写出的诗，并无任何其本质上的区别，这就如同我们一定要将陶渊明定位为农民诗人一般，是荒唐可笑的。至于屈原是不是贵族，我不是历史学家，我无法作出具体的考证。但想必在屈原所处的历史时代，是没有贵族诗人和农民诗人之分的。作为一种扭曲而病态的社会观念或社会现象，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几乎是要和愚昧无知划上等号，但这也终将为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而遭到唾弃，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屈原的故土上生活着一群写诗的农民，我们更多的是应该觉得欣慰，而非诧异。
        地域文化所指，纷芸繁复，包罗万象。它在人类历史文化的长河中，也是有着鲜明的存在。它包括某个地域的方言、饮食、建筑、民间信仰、历史背景、时代环境等诸多元素在文艺作品中有机的融合和沉淀。地域文学作为地域文化的分支，固然是带有地域风情的文学创作。乐平里作为“中国诗祖”屈原的出生地，处处打烙上屈原的痕迹，并与之交融，显示出地域文化的特征，汇聚成中国地域文化长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完全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周凌云笔下写诗的农民，其生存状态各自不同。这些人的形象是如此的丰盈、饱满，他们和作者在纸页间嘻笑、交谈。谈乐平里的山山水，谈乐平里的陈年旧事，举手投足间仿佛能从作者的字里行间走将出来。这些细节并不是小说的虚构，而是生活的真实。这里既有历经生活风浪的洗涤，后执意为屈原庙守庙的教书匠徐正端；有热爱楚辞、研究屈原，并抛开日常生活跑到乐平里，和徐正端成为莫逆之交的大学教授木子夷；有每年端午节在屈原庙里为屈原唱招魂歌的巫师郝大尧、歌师谭万国、向富昌；有在社会浩劫之后，把骚坛再次恢复的首任社长篾匠谭光沛；有自学成才的乡村土医王明德；有本身已飞出农门，却又对故土难以割舍，最终又重回故里为骚坛奔走呼号的徐宏章；还有开土豆店的蓝明、木腿子诗人谭光旭、豆腐诗人谭家臣、“夏眠人”杨先瑜、酒疯子黄家兆、豁嘴诗人郝大树、乡音诵读诗人李国杰，以及后来者康宁、明月、素素……。周凌云描写这些人的生存境遇和生活方式的笔调是冷静而从容的，其中不乏有戏谑和黑色幽默，但这些文字所引起人内心的震撼和感动，却是经久不息的。这样一群在经济生活可以说是困顿，饱经生活和命运折磨的人，一群身体甚至有残疾和缺陷的人，他们为何要走上诗的旅途，甚至要将诗等同于自己的性命？你在震撼和感动之余，又不得不掩卷长思。
        事实上，乐平里的这群农民与诗歌结缘，并不是现时代才有的稀罕事。作为乐平里民间诗歌自发的组织——骚坛，有资料可佐证的历史，就已有数百年之久。骚坛诗歌多以缅怀和悼念屈原为主，其中也包含有描写乐平里的山山水水和人物风情的诗文。骚坛作为一种组织形式的存在，也是有其相对稳定的组织章程的，比如其中一条，骚坛的社长必须是由本土农民诗人担任，这样也就保持了骚坛原初的相对纯净和精神传承。骚坛历经数百年的历史变迁和时间沉淀，至今依然延绵不绝。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在坚守？他们为何写诗？诗又是什么？这些疑问就如同人们对屈原精神本质的探讨一样令人着迷。
        无论是中华民族，还是乐平里，从来都不是将屈原作为神来祭拜的。这不同于老庄，更有别于关公。屈原在中国人内心里，绝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非无所不能的神。中国人崇拜屈原，是崇尚其坚贞的爱国精神，是爱慕其浪漫的精神情怀，是敬仰其兰草般的高洁品质，是诚服其不苟于乱世的刚毅和正直。这些精神品质和精神内涵，不正是真、善、美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体现么？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屈原是一种典型的精神符号，又包含着深刻的人文内涵，通过历史和时间的沉淀和发酵，最终转化为人们行走于世普遍接受的行为标准、价值取向和精神信仰。无论是历史上的骚坛还是现实中的乐平里人，在诗歌中悼念屈原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过如同凡人对于神的诸多诉求。相反，他们更多的是在怨愤屈原所遭遇的不公，同情屈原所受的苦痛，以及对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所进行的鞭挞和痛斥。在这种鞭挞和痛斥背后，其本身就是对理想社会和人生幸福的一种曲折而坚定的表达。古人说：诗言志，言为心声。诗最初的存在不正是以此为契机的么？诗歌来源于生活，最终归于生活。诗歌不是温室里的花瓶，或贵族餐桌上的美酒，或人们酒足饭饱后的无病呻吟。诗歌既可以是讴歌赞美，也可以是诅咒批判；它有时是风花雪夜，有时又是投枪匕首；更多的时候，它的身上带有斑驳的伤痕和淋漓的鲜血。乐平里那群农民的诗歌，不正是因其根植于生活，从而具有的这种浓烈而淳厚的原生态色彩么？
        位卑不足以言羞，反倒是那些“位卑”的人，更能看透众生相和体味世态炎凉，也因此他们的诗或者更具有介入生活的能力。诗歌应该和“神性”剥离，但诗歌不可能和生活剥离；诗歌是人民大众的，而不是属于任何一个特殊的群体；诗歌受社会潮流和文化意识形态所左右，从而来主动选择其作者，这必然是一种荒谬，这也必将导致诗歌走向彻底的没落。只有更多的人、具有更多生存背景和人文背景的民众参与进来，诗歌才会有更加顽强的生命力。这也是诗歌繁荣昌盛的唯一社会基石。诗歌在现时代生活中的境况，这可能是二千年前的屈原也难以想到的。在现代人看来，“洛阳纸贵”更近似于一种传说罢了。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想把创作诗歌来作为我们谋生的一种手段，那纯粹是一个高烧病人的胡思乱想。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历史时期是以经济建设和发展为中心的多无化社会里，文学也好，诗歌也罢，似乎越来越被边缘化，这差不多快要成为一种社会共识。骚坛也不可能脱身事外，骚坛在现实中所面临的矛盾和困惑，也是当今文学或诗歌同样所面临的矛盾和困惑。
        诗歌是不是生活的安慰剂？乐平里生存境况凄惶的农民拿起笔来写诗的时候，这样的质问和疑虑可能更加强烈和尖锐。在这里我想言明的是，诗歌绝不是或不仅仅只是身体或精神残缺者行走于世的拐杖，诗歌应该是意志坚定者翱翔于天地之间的翅膀。诗歌是黑暗中的光亮，没有光亮，那些命运多舛者依然是要在黑暗中摸索前行。诗歌是不是名利场？文中豆腐诗人谭家臣的一段生活经历，可以引之为最好的注解。豆腐诗人是谭家臣后来的名号，谭家臣很小的时候就有着诗歌的梦想，后因生活使然卖起了豆腐，卖豆腐可不是一个清闲的差事，辛苦劳累是不必说的。但谭家臣对诗歌不离不弃，他对诗歌的激情甚至可以称之为狂热。问题是他把诗歌梦想的气泡越吹越大之后，他竟幻想着要凭诗歌一夜成名，这在正常人看来是非常可笑的。他跑到北京去找刘绍棠，后来又找到洪烛，洪烛的一番话可谓是对他兜头浇下一盆冷水：“真正靠创作吃饭的人极少，靠写作发家的更是凤毛麟角。我劝你回去好好做其它的事，不能让诗歌成为你生活上的负担，不要在这上面找出路。”洪烛的话是尖刻的，又是坦诚的。诗歌从来都不是名利场，诗歌创作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无法为你提供生活出路的。这既是生活现实，更是由诗歌的独立精神所决定的。为名利来进行诗歌创作，这本身也是对诗歌本真的一种亵渎和矮化。洪烛的话让谭家臣灰心，但最终是让他的诗歌创作态度明朗起来。没有一个端正的诗歌创作态度，想写出能经得起时间沉淀的诗歌来，那不过是痴人说梦罢了。现时代常有人称“文学遭遇了重大挫折”，甚至有人已下“文学已死”或“诗歌已死”的判断。文学或诗歌真的死了吗？我看未必。跳出时代的浮躁之外，潜心于读书和写作，这是成就文学之路的唯一秘境。另外，屈原的《离骚》固然是中国文学的高地，但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变迁，每个历史时代都有着每个历史时代的生存背景，每个历史时代都有每个历史时代的表述方式和语言风格。我们当前文学也好，诗歌也好，最紧要的是要找到符合我们这个历史时代气息的语言，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写出符合我们这时代精神内涵的文学作品。也因此，文学介入生活的能力才能得以完全展开。这可能是乐平里那群诗人有待突破的局限，也是作者在文中时时有所流露的隐忧。找到符合时代气息的诗歌语言，摆脱诗歌对经济的依附、对精神的依附，以及对群体的依附，建立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并创造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本，这既是骚坛，也是当今诗坛或当今文坛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我喜欢针尖刺在纸上，流出血来的感觉。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读完长篇散文《屈原的村庄》，让我心生悲悯与忧戚的同时，也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乐平里的山山水水，以及在这山水间生活的那样的一群人，仿佛和我相识已久。他们好像是我久未谋面的朋友，和我一同行走在一条幽暗的路途上。路很遥远，风雨相侵。驻足的时候，回过头来，我们似乎能看到彼此眼角处隐约的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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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望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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