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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观点】于坚论伊沙
于坚让人不认识了
〔三〕于坚与伊沙,真是鲁迅吗?
于坚说“伊沙深受鲁迅的影响。鲁迅正是一个既有个人语言魅力而又可以将这种魅力在纯文学的疆界之外自由驰骋的作家。鲁迅在他的时代倍感孤独,这个诗人气质的作家从未在诗歌队伍里面发现与他旗鼓相当的同道。”
1、鲁迅是个解构万物的专家吗?
鲁迅解构过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岳飞,还有《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等吗?鲁迅没有解构的中华民族的文明精华,能说出十万八万种不?
我不是说上述不能解构。严格意义上说,世界上确实没有不能解构的的东西;任何事物都只少包含着好与坏两个以上的因素,不好的因素都可以解构。
鲁迅不是个没有头脑的莽夫,他更不是个对任何人都不负责的解构狂。
鲁迅是投枪,是匕首。他的枪刺杀的方面很广;但是,他从不乱杀无辜,更不杀好人,不杀先人给我们积攒下来的精华。
鲁迅极强烈地批判过中国文化中腐朽的方面,有时语言好象是否定中国的一切旧文化;只要不是傻瓜,他都会理解鲁迅批判的是什么。
《狂人日记》刺向的是反动的封建王权与那些维护封建王权而骗人的伎俩。
《药》主指反动政权的爪牙,着重点不在愚昧的百姓,只多是对愚昧的悲哀。
《阿Q正传》他的枪扎向的是那些假二鬼子和与假二鬼子穿一条裤子的反动势力。对阿Q是教育与提醒;悲哀中饱含同情与对其他阿Q寄以希望;鲁迅对他笔下的
阿Q及各种各样的悲哀群众,主笔不在讽刺与挖苦,都是着力于同情、教育、唤醒;理不是撇弃。他知道,没有了他们,中国也就不需要他的投枪。
在《故乡》、《祥林嫂》中,他对祥林嫂、润土的同情、爱,感人泪下。
在《我的一件小事》中,他对车夫的敬与爱,也让人眼湿。
鲁迅在解构什么?他的解构是非、黑白分明。他不怀疑一切。他只解构中国的黑暗之物。
鲁迅同尼采不是同类人。鲁迅是文学家,是唯物主义的文学家。鲁迅的写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方法,对黑暗进行揭露。鲁迅追求的是中华民族,人民大众的利益。
尼采是主要是哲学家,而且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他是自我中心主义者;他的哲学成为一些非现实主义写作方法的哲学理论基础,说他是个解构专家还挂点边;他是一个狂人。
鲁迅是一位斗士。他斗的是黑暗制度与其附属物,同尼采不是一路人;有些尼采要高扬的,正是鲁迅要铲除的。
与尼采有点血缘关系的后现代主义,反悖背的完全是自我为中心的个人理解与感受,是没有国家民族意识及国家民族利益目标的无定向导弹;它很少关顾时间、地点的变化。
鲁迅是把个人的理解与感受融于中国大众之中的。他的目标就是多数人民大众的目标。
于坚、伊沙同鲁迅也不是一路人。说于坚、伊沙是尼采的后人还挂一点边。
2、如今真的是解构狂的天下了吗?
于坚不管他怎样千变万化的诗歌理论,从总体来说他是西诗的一个小类。西方大兴解构人类有史以来的一切文明。于坚比他的老师好一些,他还要保留了一点老子、李白的自我。其它中国五千年以来的一切,看样子他像是都要解构的。
能不能说于坚和伊沙连他们的父母也被解构呢?好像有一点儿。
上一个世纪初,中国兴起新诗。那时的新诗借鉴了西诗的一些东西;尽管他也是伴随着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一起进行的;但是,它的主旨是让诗歌从文人那里走向人民大众,实行白话诗。
诗歌口语化,大众化,白话化,不是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更不是于坚的功劳;中国以前就有了,戏剧中的元曲,很多就是口语化,只不过那时的口语与现在的口语不同就是了。只多是没有普及到所有的人,没有成为所有文人的必须,没有成为主流。
明清时期的的一些故事、小说、众多的巧、冤、案、传里就有不少的口语诗;民间的更多,那一个民族的民歌不是口语诗?可以不夸张的说,要那一方面的有那一方面的;冯梦龙辑的《情经》,就是情与爱方面的例证。
光是五四以来的新诗,中国不是搞了快一个世纪了吗?其中就有不少是口语诗。这些白话诗,要论数量恐怕需要车载船装。
于坚与伊沙的口语诗与以前的有什么区别呢?叫我看主要是:
一西化。更不适合中国人的传统口味了。迎合了今天那些崇西方人的心理与口味。
二非诗化了。用他们的诗为标准,中国以前的很多散文都是比于诗还好的诗歌。
三基本不押韵了。好像是他们把押韵看成了僵死,有一点押韵的就不当是诗了。
四语言粗硬拐扭了。说他是外国话,又不是外国话。说他是中国话,拐扭的又不少。
五更粗俗、灰暗、低级趣味,玩世不恭了。
如果要说口语俗诗,中国过去也不是没有,只是传统诗库不给以大量保存,不能大量传世。传世的也有,冯梦龙情爱方面的《情经》,就是大部头。我看拿出其中的哪一首,也不比于坚、伊沙的情爱诗差。
我为什么说这些呢?我不是想彻底否定于坚与伊沙;我是说于坚本是俺新型名的老师,不要沾了一点西洋边就大吹大擂,不要走极端。
作为一个诗人,他的诗又是要准备给别人看的。他本应努力做到让自己的诗歌,成为多数读者能读懂的,喜闻乐见的、适合中国人口味的,艺术上又是能感动人的。
然而,现今却有一些人,把大搞非诗化、晦涩化、西洋化,背离中国、脱离大众、让人不喜闻乐见等,说成是先锋、必须、开创、伟大、神圣等不算,还要一统天下。于坚不是也在吹捧这种指导思想和东西吗?
也许会有人说于坚等及他们自己写的诗不准备给别人看。非也,诗人写出来的东西只要是公开发表,他就是一种社会行为;做为一个诗人,怎么能没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呢?
于坚、伊沙的诗是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指导下的产物。西方后现代主义本身就带有盲目性。所以,他们的诗尽管也反映了中国当下的现实;因为带有很大的照搬性,就难免带有更大的盲目性,需要解构的与不需要解构的他们一起来;这种走极端的作法,使他们的诗有的脱离中国实际,利与害并存。
真要找一下于坚诗歌作品中好的一面也是有一些的。如,于诗比其它的多数西诗通俗了一些,大众化了一些。这种大众化与通俗,是极其有限的。
解构现实中病瘤的诗也是有的,治病除瘤当然是好的啦。
还有,于坚主张“诗歌一旦在写作的当下现场贵族化,少数化,它的末日也就不远了。“献给无限的少数”,是诗歌的穷途末路。
等等,还有一些好的方面。不过也应该看到,他们的诗总体来说还是西诗的骨头,粘了几块流着俗气、灰暗、玩世不恭口水的肉,所谓的大众化,也只是比其他的西诗好一些而已。没有多少可大吹大擂的。
往好处说,也只多是像一些半生不熟的腊肉。
我还要说一句的是:做为一个诗人,不分好坏,只知乱解构,把他们的有效劳动也给毁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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