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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贴子最后由S城写作在 2006/05/18 10:49pm 第 9 次编辑]
诗人的任务与诗歌的价值（之一）
——“叙述策略运动”系列理论文章
在我看来，诗人存在的价值不是要根据主观的想法去改造世界，而是努力改造自己对世界的主观感受，他的任务仅在于感受那个独特的时代，并将他天才的敏感感受天才地传达出来，除此之外都属僭越。诗人当然需要哲学家和理论家的深刻，但对于诗人来说，直觉更为重要，当他表达出理论的深度时，不能发出理论的声音，否则就是对诗歌的戕害。欧阳江河的一段话差不多说出了这个意思：“有一点特别重要的就是，当你在处理诗歌文本的时候，一个诗人不是直接用思想、情感或价值论来写作，他是用词语来写作。……因为写作是生存的一部分，写作实际上是一种生存方式。如果你意识不到你的写作是生存的一部分，就是没有意义的写作。（诗，站在虚构这边，作家杂志，欧阳江河，张学昕，2005）”朱康在描述诗人所肩负的使命时说：“不是神，而是历史。”他的这一论断精辟地指出了全部诗歌事实的核心。“在“90年代诗歌”建构起的复杂叙事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对诗歌与历史关系的重新思考。参与这一“叙事”的诗人或批评家，都普遍对80年代高蹈的、纯诗主义倾向进行反省，更强调当代诗歌的有效性，应寄托在对当下历史经验的介入上。（“混杂”的语言：诗歌批评的社会学可能——以西川《致敬》为分析个案，姜涛，2005）”在这里，历史是我们身处其中的每一瞬间的历史，它是我们作为人的主体结构中最主要的决定力量，并且决定了我们的感知方式，我们身处其中，却不明就里。而一个诗人的任务，正是从世界的深处感受，并且描绘出每一个瞬间历史的真实结构图，展示我们所处世界的真实图景。 诗人的根本任务在于他在历史中延续（并非时间的一维结构中延续的历史），而他的任务不在于描述出整个或所有事件，而是描述出他对事件的感受，并在语言学上保证这一描述的准确性，他可能从时间的瞬间裂隙中找到了进入真实世界的隐秘通道，并且捕捉到历史从黑暗之中发出的一缕微弱的反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人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小说家，当然更不是神学家。
因而诗歌的目的正是在于表达诗人所处时代最深刻的特征或征候，它可以在这种深刻的表述中预知一个新的世界，但它并不许诺一个新的世界，那是别的人的别的任务。一个优秀的诗人可以怀旧，但他决不能守旧，任何企图以过去作为对今天进行克服的行为，都与诗人的使命不符，诗人最大的的使命是面向今天，以他痛苦而独特的方式感知并描述，以对今天的深度感知联系过去和将来。这并不意味着诗人的思考和认识要局限于今天，只是表明他对历史和未来的把握都要与对今天的把握完全连接起来，在这里，过去、现在和未来并不代表着空洞流逝的时间结构，“现实生活是堆积性的，直线朝前的。诗是跃进的，骤然转向的。转向的效果是启发(或爆发)内心所掩饰所埋藏的，是揭露生命不可思议的一面，是给予超越的可能。所以我说过，诗是驱魔工具。诗也是认识工具：对自己的认识，对事物的认识，对人和事物关系的认识……（亨利.米肖 ，《法国七人诗选》，程抱一译，湖南人们出版社）”一个不能对所处时代深刻把握的诗人充其量只能算一个二流的诗人，无论他的作品看起来多么优美，这就是诗歌的发展观和诗歌的辩证法，今天，有很多人在说诗歌的衰落甚至死亡这样的话题，但就像历史不会失去什么一样，诗歌也从来没有失去什么，它所失去的都不不过是它自身以外的东西。
在意识形态相对淡化的今天，为什么我们还会认为艾青和穆旦是比徐志摩和戴望舒重要的诗人，为什么我们认为北岛是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不可忽视的诗人？我们为什么那么看重波德莱尔？为什么艾略特比庞德更受人重视？一流的诗人是用刀的人，而那些只是磨亮刀锋的人没有用诗歌的刀子切开他所身处时代的内核。作为一流的诗人，波德莱尔和艾略特绘出了他们所身处的时代的真实图景，相对来说，博尔赫斯只是使词语获得了亮度，因此，既使他是一个有着一流诗艺的人，他却只能是一个二流的诗人。我们当然要感谢那些教会我们如何磨刀的人，也欣赏他们磨亮的刀锋，但那些锋利刀刃留下的片片血迹才真正让人惊悸不安。
本文试图为如何评价诗人和诗歌的价值提供一个坐标系，但我同时必须说明，这个坐标系并不适用于那些普通的诗歌爱好者的诗歌，因为他们仅仅在磨亮武器的道路上都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因而他们诗歌的意义和价值就被纵横交叉的坐标轴掩盖在了原点之上。
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韩东发表了《有关大雁塔》和《你见过大海》等系列作品，实现了对“宏大叙事”的反叛与解构，作为“后现代主义”写作的“先锋派”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了“诗到语言为止”，主张诗歌与“生命”联系。而他的这些作品，被认为显示出了“反文化”、“反意象”、“反英雄”的倾向。
韩东一直持批判和反抗体制压迫的立场，他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体现了这一立场，并且，如果从斗争的角度来看，获得了成功。他在诗歌作品中成功实现了对崇高、雄伟等价值观的消解，将事物降到了它自身的实际高度之上，将原生态的普通人俗世生活感受引入了诗歌。但这场摧毁只留下了一片废墟和废墟上喧嚣的尘土，俗世生活在丧失了宗教般的崇高感之后，也丧失了对生活价值的终极追寻。他们引领的这场诗歌运动，深刻影响了其后的中国诗歌发展，甚至是毁灭性的影响。尽管后来韩东表示：“其实在第三代诗歌这个问题上，很多像那个"市民化"、"口语化"、"日常主义"，那些东西我一概都没有说过，我只是强调口语它是一个很生动活泼的语言，你不应该去排斥，没有另外所谓的诗意的语言。但是我没有主张要用口语化去进行写作，这种说法都是很荒谬的，包"隐喻"都是。……我谈论"民间"，我谈论的是"立场"问题，谈的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立足点，在我们和体制的关系中是一个什么位置……（“我们想做的只是放弃权力”——韩东访谈录 汪继芳1999年）”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将反体制当成诗歌本身的立场和方法的做法在其后有了极端的代表——“下半身”、“XX派”以及目前的大量带有政治波普意味的创作，他们也都毫无疑问地必然走入诗歌创作的死胡同——反体制和诗歌不但不是一件事物的两个维度，而且根本是两码事。
不管韩东后来怎样坚持他的反体制立场，事实上，他其后的诗歌创作渐渐背离了他开始时所坚持的这种诗歌创作模式，或许这应该被看作是诗歌自身强大力量对错误方式的纠正——如果你是真实地追求诗歌本身的话。
在1993年他所创作的《沉默者》中，我们就能够清楚看出他对生活意义追寻的回复了：
沉默者
我在沉闷的生活里不说话
我在欢快的生活里不说话
我有沉重的上腭和巨大的下腭
象荒芜的高地上原始的石缝
即便是家的季节里，唇齿间
也不生长绿叶的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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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使用了“荒芜的高地”、“原始的石缝”、“家的季节”、“绿叶的言词”这样的表述来反照一个“沉默者”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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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嘴部顽固的石锁，圆石上泛着青光
或许就是两片石磨间的相互消磨
象反刍动物从母亲那里带来
我就象马的石象咀嚼沉默
白墙的阴影是我寂寞难咽的草料
那蒙面哭泣的妇人是沉默者年迈的母 亲－－
她把他从唠叨中诞生出来－－自觉受了 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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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他进一步用“顽固的石锁”、“两片石磨间的相互消磨”、“反刍动物”、“马的石像”、“白墙的阴影”、“寂寞难咽的草料”来说明沉默者的感受，而我们也一下子从“那蒙面哭泣的妇人是沉默者年迈的母亲——/她把他从唠叨中诞生出来——自觉受了 伤害”之中突然感受到了生活的悲哀。尽管他试图用最后一句“好吧，就让房间里充斥我口哨般的喝汤声”消解掉俗世生活之中对感情的庄严感受，但是一股悲凉却突然来到了读者的心中。
而在1996年的一首《机场的黑暗》中，他完全抛弃了他所秉持的消解立场，把过去的时代称为“温柔的时代”和“热情的时代”，并且使用了诸如“繁忙的天空”、“大地坚硬的外壳”、“毁灭”、“完美的肉体”以及“卑微的灵魂匍匐在地面上”这样的表达，而题目“机场的黑暗”则完全隐喻了存在于他内心里的黑暗，因为在“近在咫尺的亲爱者”和“雾中的陌生人”之间，他完全失去了真实的感情依存。
而1996年的一首《多么冷静》则完全表达了他对爱情的看法：“但对当代人就是这样，当代人没有信仰。当我没有信仰的时候，爱情就是至高无上的，但是也证明了它的虚弱，你把它放在那个位置上，但它不配，它不能承当，不能担待，所以在一个没有信仰的人那里爱情必然倒塌，必然倒塌。（出处同上）”他说“多么冷静/我有时也为之悲伤不已/一个人的远离/另一个人的死”，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爱情的消失差不多意味着刹那间内心的死亡。
他在同一篇访谈中说：“现在很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都愿意把农村作为他们的精神家园，作为一种乌托邦，那是对农村不了解，农村也是社会嘛，农村的那些恶、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嘛，对吧？反正我觉得乡村生活对于我来讲，不是一个家园式的，不是一个乌托邦，不是精神的家园、精神的园地、最后的归属，这些概念都和实际上的农村生活没有关系。农村嘛就是空气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种的蔬菜，自己种自己吃，挺新鲜的，这个对身体有点好处吧，没有所谓的什么力量的源泉，我觉得够不成这个东西。” 但这是真实的吗？如果说城市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特征之一，对于一个真正的“城市人”来说，城市应该是他主体结构中十分自然而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一个“乡村的精神家园”是不存在的，只有从城市的外部努力痛苦融入城市的人才会留存一个“乡村的乌托邦”，韩东八岁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乡村在他的成长中应该是一个“前现代”主体结构形式，所以对于他来说，他是不可能逃避这种对城市生活融入的痛苦煎熬的，这在他的《火车》一诗中得到了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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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
火车从很远的地方经过你曾是那坐在车厢里的孩子
远离我所在的城市，或者回来在黑夜阻隔的途中
我也曾坐在床头等待着你的归来
你也曾向你的父母告假那假期多长多甜蜜！
有时我多想驶近你只因受到车轮滚动的激励
一阵风在远方刮起在远方平息
猛烈的汽笛终于变成柔和的炊烟飘向我
当火车从远处经过因为遥远所以蜿蜒
因为黑夜所以动听因为回忆所以正在经过
因为你，使我看见了良辰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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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柔和的炊烟”中，乡村在黑夜里的回忆里显得动听，“或者回来在黑夜阻隔的途中”正是表现了他自乡村向城市的回溯之中所经历的困难。多年以前，“你曾是那坐在车厢里的孩子”，多年以来，“有时我多想驶近你只因受到车轮滚动的激励”，而乡村——“一阵风在远方刮起在远方平息”——这正是一个“灵魂家园”所具有的特征。
而他写于1997年的《爸爸在天上看我》对于亲情的表达则充满了宗教般的神圣感觉，痛苦而纯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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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在天上看我
九五年夏至那天爸爸在天上看我
老方说他在为我担心
爸爸，我无法看见你的目光
但能回想起你的预言
现在已经是九七年了，爸爸
夏至已经过去，天气也已转凉
你担心的灾难已经来过了，起了作用
我因为爱而不能回避，爸爸，就像你
为了爱我从死亡的沉默中苏醒，并借助于通灵的老方
我因为爱被杀身死，变成一具行尸走肉
再也回不到九五年的夏至了－－那充满希望的日子
爸爸，只有你知道，我希望的不过一场灾难
这会儿我仿佛看见了你的目光，像冻结的雨
爸爸，你在哀悼我吗？
（１９９７．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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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同时期创作的《在桥上》、《沉默》、《猫的追悼》、《一道边门》和《冬天的荒唐景色》等作品，则充满了对时间、空间、死亡和生存等主题多层面多方位的思考。
20年前，如果说体制对个人自由的压迫在中国算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的话，今天的时代已经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形式，今天的时代，或许体制在其内部更加强大和坚固，但是在体制的外部，出现了更多形式的压迫，正如朱康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如何理解跨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存在，以及消费社会在中国的到来？在中国，已经没有那个单一的霸权性的“架构”，相反，构造中国的现状的，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力的四边形，而其中，最迫切的恰恰是西方跨国资本主义所形成的压迫与剥削。……如果从世界的范围内，思考我们“今天”的性质，杰姆逊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或“跨国资本主义”，吉登斯称之为“晚期现代性”，贝尔称之为“后工业社会”，内格利和哈特称之为“帝国”，而如果从中国的角度思考，德里克则概括为“后社会主义”或“后革命”时代。”而且，知识经济的兴起，网络时代的来临，这一切对我们认知方式的改变与主导都已经完全成了我们自身的主体构成方式，如何深刻认识和表述这个时代的特征成了一个更大的课题。在今天，“XX派”等坚持的立场差不多已经脱离了这个时代的要求，如果说韩东等人在那个时候所坚持的立场还表明了他们敏锐的直觉感受的话，在今天，继续坚持同样的立场丝毫没有发展的前途，虽然还不能说气数已尽。
如果韩东仅有《你见过大海》和《有关大雁塔》这些作品，那他几乎还不能被称为一个真正的诗人，顶多就是一个住在诗歌废墟上自建简易房内的拆房工人，当然既称不上是规划师，也称不上是建筑师，由于有了他后来的那些作品，他为自己挽回了一个诗人的尊严。当然，他对于体制的批判与反抗，没有为他建造出诗歌的大厦，他在对体制的反抗中所做的，其实差不多都是诗歌以外的事情。
而韩东主张的“诗歌到语言为止”，却被许多后来者误读，他本来的意思是试图恢复诗歌与“生命”之间的联系，对“宏大叙事”进行消解，但却成了后来许多人“诗歌虚无主义”的开端，这些人认为诗歌就是打造语言，试图使每一个词语获得亮度——这其实是诗艺范围内的事情，而不是诗歌本身的意义，当然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迷失了方向。
这一问题应该回到马拉美那里去讨论，布朗肖在《文学空间》第二章探讨了“马拉美的体验”,赞同马拉美的看法,即在诗歌话语中没有人在说话,只有话语在自言自语。马拉美的“纯洁的部落的语言”的说法影响巨大。作为象征派的泰斗，马拉美认为诗人的任务在于以奇异的手法去揭示平凡事物背后的“绝对世界”。象征派“力图重新把握文学的特征，努力探求主客观之间的契合点，因而，“通感”便成了象征主义的理论基石。他们认为，在可感的客观世界深处，隐藏着一个更为真实的、真正永恒的世界，人们只有凭本能的直觉才能领悟。而艺术地传达出这种秘密便是诗人的最高任务。真正的诗人，有不同于常人的感知力，能够深入把握光怪陆离的自然和人生，达到物我相通的境界，创造出神韵独特的艺术。”因此马拉美决不是仅仅要做到擦亮每一个词语这么简单，在他那里，词语本身具有自身的厚度，在词语与词语的连接之中隐藏着世界的真实秩序，语言本身的结构之中隐藏着生活的最高结构，他的目的仍然是要表达出一个“真实的世界”，因此马拉美对诗歌语言的极端追求是置身这个目的之下的。正如本雅明在《单向街》中指出的那样：“今天，所有迹象表明，这种传统形式的书籍正走向尽头。马拉美一方面把传统写作形式发挥到极致，另一方面也预见到未来的变革，第一个在他的诗集《骰子》中使用印刷文广告图像来强化形象的张力。这种印刷上的实验后来被达达主义者继承。……印刷术正在被广告无情地拉到大街上，受到经济混乱状态的蛮横统治。”有人在对马拉美《牧童的午后》的分析中指出：“马拉美这首诗并不只是对朦胧爱情的向往，还充满了在工业化进程中权力所带来的困惑，充满了崭新世界对人的引诱以及对世人浮躁心态的忧虑。（仅仅是爱情？，越川，2003）”在这里，我们同样看到了那种将诗歌纯粹视为语言问题的“诗歌虚无主义”的观点并没有找到历史的依据。
2006-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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