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汉语诗歌叙述策略的转型（三）：当下性原则：诗歌的道德底牌

白鸦

■ 论汉语诗歌叙述策略的转型（三）：当下性原则：诗歌的道德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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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可能阵线的系列文章，陆续推出。
白鸦博客：http://baiyadavid.blog.sohu.com/

● 白鸦


在前两篇小文中，我讨论了汉语诗歌叙述策略面临转型的两个背景，一是“解构式写作”的意义已经终结，二是“后殖民语境”需要觉醒。接下来，我将尝试讨论汉语诗歌叙述策略究竟应该怎样转型。首先我认为，古今中外的一切诗歌都是在叙述中完成的，只是叙述策略有所不同。在可能阵线倡导的叙述策略理论体系中，“当下性原则”是叙述策略转型的关键。

那么，可能阵线提出的“当下性原则”应该怎样理解？简要言之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一是民间批判力的激活；二是承担社会义务、坚持道德底牌、提供有信心的文本；三是把当前的汉语诗歌创作从于坚、伊沙等提出的“伪现场”中解救出来。

关于民间批判力的激活，我在《论汉语诗歌叙述策略的转型（一）：“解构式写作”的意义已经终结》中已经论述过了。本文重点论述汉语诗歌应该承担的社会义务及其道德底牌。下一篇文章将论述“当下性原则”如何把当前的汉语诗歌创作从于坚、伊沙等提出的“伪现场”中解救出来。


【诗歌的道德底牌：基于“善”的心理残局收拾】

诗歌是有伦理的，是有其道德底牌的。诗歌必然地要适当公共化、适当意识形态化。诗歌必须怀着正直的悲伤承担社会义务，体现知识分子的批判良知，体现对当下的责任、对未来的信心。当然，这样说起来话题比较大，“诗歌伦理”作为并不新鲜的话题，对它的泛泛而论是容易产生歧义的，对它在具体创作中的复杂性研究也是很有难度的，因此我只想说说汉语诗歌最基础的“道德底牌”——不是基于审美的方法论，而是基于“善”的本体论的道德底牌，这是不会错的。

面对今天的中国社会现实，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必须正确对待一个眼前的事业：诗歌有义务对过去三十年社会变革造成的传统迷失、移民等心理残局进行收拾。也就是说，汉语诗歌的道德底牌（最现实的任务）是：基于“善”的心理残局收拾。

我在一篇关于汤养宗诗歌的评论《辩护词：一场收拾心理残局的行动》中说过：“回顾过去的三十年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农业语境一直都向着工业语境转变，社会变革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整整一代人心理的负面影响，这或许是被忽略了的心理残局。诗歌对人的境遇的关怀，正是体现了对这种心理残局进行收拾的责任。……通过诗歌语言所建立的心理空间、隐喻系统、阅读可能性，把这种批判的民间精神遗产激活了，而且是仅仅激活，诗人并没有直接参与批判。这一方面暗合了叙述主体引退、客观叙述、扩大阅读可能性等当下性诗歌的叙述特征，另一方面，对于一个正义的民间来说，或者对于一个需要产生许多普通英雄的弱势民间来说，批判精神的激活高于批判本身”。现在看来，这种“收拾”显然是不力的，被淹没在伪解构、伪现场之中了。

道德作为诗歌的底牌，应当至少有两种意义的理解：一种是自然的道德，诗歌所建立的隐喻系统应当与这种自然的道德相契合，或者对它进行诗歌方式的歌颂。另一种道德是诗歌干预的道德，它更具有社会意义，就比如当代政治哲学中的道德观念：不是简单地把政治归属于道德，而是使道德从属于政治。也就是说，对人和社会的研究，不能够仅仅依赖宇宙和世界本身的自然而然的可理解性，而必须经由人的经验和思维去检验，正当的政治生活的建立应借助科学的知识和对大众的社会启蒙。换句话说，如果诗歌仅仅触及自然的道德，诗歌可能就丧失了启蒙意义，丧失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当下性意义。

因此，面对当下的中国社会的现实，诗歌的道德底牌可以具体到一句话：基于“善”的心理残局收拾。我之所以这么说，正是因为当前的汉语诗歌创作在伪解构、伪现场的幌子下，充斥着文化寄生虫式的惯性写作。他们绝大多数不是基于“善”的心理残局收拾，而是基于“恶”的简化写作和起哄写作。

在此，我不得不再次以垃圾派为例。我曾在北京评论上发言说：三年了，垃圾派的出现意义非凡，但这期间，在看似热闹的表象下，皮旦之用心良苦实际上鲜为人知，这几乎就像宗教，其实除了教主没有人真正明白。不是不能说，而是一说就破，所以“失控的宽容”和“行大方便”作为伟大的方法论，成了皮旦的处世之本质。

在第一篇文章《“解构式写作”的意义已经终结》中，我说过，垃圾派最初的写作（现象）源自意识形态的压迫，发展到后来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媚俗的成份，最后出现了“除了屎尿啥也没有”和“操自己的妈”那样的伪解构。但抛开这些不论，一个最接近本质的一个现象其实是这样的：当皮旦写下《诗经的作者说把好东西留下来是一场灾难》时，他的垃圾派同仁们欢呼雀跃，可当皮旦写下《在年代上写年代》、《小纸人》、《大树》的时候，他的垃圾派同仁们马上就感到失望了，皮旦变了，皮旦不彻底了，皮旦已经崇高了，皮旦已经不是垃圾派了，完了完了……。

这是何等的众生相？如果按照佛经上的说法，垃圾派们所追求的“彻底”实质上已经是堕入了“恶趣空”而不自知。而皮旦一直在奉行“失控的宽容”和“行大方便”的方法论，一直在等待真正能和他对话的人出现……，拒绝抒情并不意味着身体写作，崇低并不意味着盲目简化，解构并不意味着基于“恶”的简化写作和起哄写作。拒绝抒情、崇低、解构的本意应该都是基于“善”的方法论，结果都被简化成了伪本体论，丧失了诗歌的道德底牌而堕入到基于“恶”的写作。就像《指月录》中，皮旦指着月亮，他的垃圾派同仁们盯着他的手指不放。……皮旦其实是画了个圆圈，而他的垃圾派同仁们拿去当直线了。

不得不再提一句的是，皮旦在北京评论公开答复我的时候，除了对“宗教”一词比较敏感外，他特别强调：“……我比较全面反映垃圾写作倾向的作品到目前为止只有一首，这就是《小纸人》”。我不知道他的垃圾派同仁们是否听懂了这句话。在这里，皮旦将基于“善”的道德底牌的《小纸人》与基于“恶”的其他垃圾写作划等号（这里说的不是全部垃圾派诗人），是什么意思？我只能说，这句带有慈悲方便色彩的、像佛陀那样负大责任又说大谎的话可能意味着：垃圾派是皮旦发起的，解铃还须系铃人，最终能够拯救垃圾派的只能是皮旦。

总结一下（别嫌我罗嗦）：可能阵线提出的“当下性原则”简言之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一是民间批判力的激活；二是承担社会义务、坚持道德底牌、提供有信心的文本；三是把当前的汉语诗歌创作从于坚、伊沙等提出的“伪现场”中解救出来。

2007-01-08 北京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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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预告】

下文是《论汉语诗歌叙述策略的转型（四）：当下性原则：拯救伪现场》。
论述“当下性原则”如何把当前的汉语诗歌创作从于坚、伊沙等提出的“伪现场”中解救出来。

敬请大家关注。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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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论汉语诗歌叙述策略的转型（一）：“解构式写作”的意义已经终结》

● 白鸦


我为什么认为汉语诗歌的“叙述策略”需要转型？背景之一是：在今天这样进步中的中国社会，解构式写作的使命（意义）其实已经终结了。

从表象上看，朦胧诗以后的汉语诗歌主流基本上是解构式的写作，一开始，这是不可回避的，是无可厚非的，是必然的。而从实质上看，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全球化趋势的来临、中国文学语境的变迁，这种解构式的写作在经历了文化复仇、人文简化、批判激活、哲学拆解等等阶段之后，它的社会意义已经终结。可不幸的是，时至今日，这种解构式写作的热情依然高涨，其实，这些都不过是在解构写作的社会意义终结之后的惯性写作而已，或者说是基于“运动心理”或“起哄心理”的写作，一些以为在这种惯性写作中获得了成就并沾沾自喜的人，越来越像不劳而获的文化寄生虫。在上述背景下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当前的汉语诗歌，在一个进步中的中国正渐渐失去社会意义。

你一定会问：解构式写作如何经历了你说的那些阶段而意义终结？其实只要简单梳理一下，一部朦胧诗以来的解构式诗歌史就很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了。

一开始，是“文化复仇”，这是中国诗人最早的解构特征，他们总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个意义强迫的年代而倍感不幸，所以一哄而上，消解黄河、消解天安门、消解长城，消解孔子，充满了文化复仇心理。这种文化复仇心理或多或少与“寻根意识”写作的“建立”企图的落空有关。伊沙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是因为在黄河里撒了一泡尿而一举成名的，那么他撒的这泡著名的尿的实质是什么？文化复仇式的解构而已！当然，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他这第一泡尿的意义，但如果伊沙继续上演“撒尿”，那不就成了不劳而获的文化寄生虫的尿吗！那不就是惯性写作者的尿吗！你没有去建天安门，没有去建长城，你只是撒了一泡尿而已，某种文化强权之类的东西就因为这反复地撒尿而被你颠覆了吗？这就好比《蒙娜丽莎》是文艺复兴的象征之物之一，如果某人认为用画笔恶搞式地涂改一下就能掀起第二次文艺复兴，岂不是贻笑大方？

之后，“下半身”及“垃圾派”的兴起，为我们呈现了“人文简化”的解构式写作的典型。徐乡愁他们摆出的是解构人类一切的架势，企图解构作为人的识别系统的灵性，企图解构作为诗歌底牌的广义的道德，解构自己的身体，解构自己的肉体母亲和精神母亲，歌颂屎尿，其实质不正是对人类文明的不负责任的简化吗！“垃圾写作”只摧毁不重建，他们在人类的花园里折腾一番之后，留下一地没有光泽的碎片而且拒绝打扫，甚至还不断地搬出“行为秀”或“政治秀”来强化他们的解构力，最终让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一派空洞的景象。当然，这里要说明的是：“垃圾派”创始人皮旦的思想是具有一定的独特价值的，他的崇低思想的本质并非“人文简化”，只不过徐乡愁等一批“垃圾派”诗人的创作偏离了皮旦的思想本源。“下半身”及“垃圾派”最初的写作源自意识形态的压迫，发展到后来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媚俗的成份，最后出现了“除了屎尿啥也没有”和“操自己的妈”那样的伪解构。

民间批判力的激活，则是解构式写作的最重要贡献。一批优秀的诗人如吕约、汤养宗、曹野峰、朵渔等，他们的解构式写作并没有上述那种文化复仇心理和不负责任的简化，也没有工业语境下的中国诗人那种心理脆弱，面对过去三十年社会变革造成的传统迷失心理和移民心理，他们的解构式写作承担起了对心理残局的收拾义务，让当下的人群在卑微的生存境遇中获得尊严，作为同样握着解构武器的人，他们尽了写作的义务。他们的解构式写作既区别于语言的表面凝重，又区别于非严肃的游戏，因而诗歌的文本意义得到尊重和挽回，从而实现真正的解构式写作——不仅仅是打破，而是让英雄、意义、信心回到民间。至此，解构式写作最重要的使命已经完成，解构式写作的“加速度时期”已经结束。

作为延续（而非惯性），解构式写作也必然地呈现出它最后的高度：那就是抽象的“哲学拆解”了。“哲学拆解”是解构式写作意义终结的前夜，比如在余怒的诗歌里，解构式写作已经从表层上升到抽象，当余怒的解构式写作既不表现为形而下的写作，同时也超越了批判激活的意义而上升到哲学拆解的高度，这种超越和高度即意味着终结。余怒作为解构式诗歌写作的终结者之一，他的诗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在余怒之后，解构式诗歌写作在变革中的中国，使命已经全部完成，并开始进入惯性期，已经基本丧失了社会意义。

以上关于文化复仇、人文简化、批判激活、哲学拆解的阶段划分未必完全合理，但我想强调的是：朦胧诗以后的汉语诗歌，基本上是作为尸体解剖一样的、不劳而获的文化寄生虫式的、越来越丧失了社会意义的、为解构而解构的惯性写作存在着，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惯性写作已经在“运动心理”和“起哄心理”的支撑下坚持了十几年。现在，社会变革正在加剧、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中国文学语境正在变迁，解构式的、惯性的写作意义已经终结。汉语诗歌的“叙述策略”的转型已成必须。

2006-12-31 北京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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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论汉语诗歌叙述策略的转型（二）：“后殖民语境”需要觉醒》

● 白鸦


我为什么认为汉语诗歌的“叙述策略”必须转型？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分析的背景是：解构式写作的使命（意义）已经终结。本文我要说的另一个背景是：当前汉语诗歌正处于“后殖民语境”中难以自拔，我们需要觉醒。

可以说，自白话文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不曾真正地独立过，在汉语诗歌的叙述中，古汉语和白话文出现了我们不曾预见的深度分裂。虽然我们可以看出从白话文运动到口语写作的语言线路、从民族觉醒到民族独立斗争再到改革开放的意识线路、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语境线路，但总的来说，当前的汉语诗歌是一种被殖民的诗歌：始终面临“反复要求被殖民化”又“反复觉醒”的难处。“反复要求被殖民化”的意思是：汉语诗歌的发展一直离不开西方潮流的影响，80年代的诗歌写作深深的打上了这种潮流的烙印，很多国外现代主义诗人对80年代中国诗歌写作影响巨大。“反复觉醒”的意思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汉语诗歌越来越对“后殖民语境”有了觉醒意识，但这种觉醒意识在上文提到的解构式惯性写作中显得很模糊。

该怎么办呢？回到文言文？当然不是。那我们究竟丢失了什么呢？这里涉及到对汉语传统的真正认识。有一句常说的话：“搞清楚自己是谁！”，细想想这句话多么深刻！我们传统文化中隐藏着诸多真理的源头，闪闪发光，但太不容易挖掘了。海德格尔说过：“人（此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要沉沦到他所在的世界里去并依靠这个世界的反光来解释自身，而且与此同时他也就沉溺于他的或多或少是把握了的传统之中”。这似乎是说：真理在历史的创造渊源之中，但长期的演化使之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即深厚的沉淀，我们身在此山中不识真面目。也就是说，传统不等于创造真理的历史之源，它反而因为那“巨大的习惯”而掩盖了某些闪光的“源”。换句话说，“后殖民语境”源于对汉语传统缺乏真正的认识，与上文提到的解构式惯性写作有关。

如何找到掩盖了的闪光的“源”，真正从“后殖民语境”中觉醒？我说过，诗歌是一切艺术甚至精神中的基础之物，它必然不是孤立的，孤立必然导致狭隘的写作，特别是基于“可能性”这样的创作观念，是需要大视野的诗歌，需要打通气场。我说诗歌需要打通气场，主要指三个方向：一个是横向的，一个是纵向的，一个是当下的。所谓打通横向的气场，也就是和其它艺术门类诸如美术、音乐、戏曲等气场进行旁通，所谓功夫在诗外，这个道理很简单，不用赘述。所谓打通当下的气场，指批判力，下篇文章将详述。

所谓纵向的气场，也就是辨清真正的历史、传统并与之相通，思接千载，唐诗、诗经、楚辞等都是典范。白话文运动在确立它伟大的意义的同时，似乎也使我们丧失了这样的传统，特别是我们的仅仅只有几十年的新诗发展，也是从欧美搬过来，现在正处于“后殖民语境”的状态中难以自拔。我们伟大的文学传统现在根本就难以继承，甚至无法“利用”。不过要打通这种纵向的气场实在太难了。从创作实践上看，致力于摆脱“后殖民语境”的尝试文本并不少，但基本上都是零零散散的，或者是做加减法那一类的拼凑，不足为论，而真正系统地、持久地、有规模的实践者或许只有陈先发。

作为摆脱后殖民语境、打通纵向的诗歌气场的最重要的实践者之一，陈先发走在了前面，他的创作意义还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应该注意到，陈先发在其创作中或多或少地呈现出对口语的回避，他回避口语的原因似乎可以这样解释：陈先发首先注重的是对古代汉语诗歌气场的传承，在此基础上，当下性在他的诗歌中成了附属的东西，这可能是本末倒置的，也是不够成功的关键。换句话说，陈先发更多地是从艺术到生活，而不是从生活到艺术。不过，在这类创作实践上，即使陈先发能做到以当下性为第一原则去旁通古代汉语诗歌的气场，难度其实更大，我认为短期内没有人能够成功，因为我们不足100年的新诗发展火候不足。作为探索者，陈先发坚持不懈地实践精神正呼吁着更多的天才诗人加入他的行列。这里除了正面的例子是陈先发之外，一个反面的例子也可以顺便提一下，那就是伊沙的《唐》，从打通纵向的气场的意义上看，陈先发做的是乘除法，而伊沙的《唐》只会做加减法而已。

现在很多人不过是在写貌似今文的古文。世界各种语言都在自身的或共融的环境中创新发展，未来语言的指向将会越来越丰富，作为一种认识真理的武器或工具，语言的发展不断推动它最高级的使用形式即诗歌的发展，语言的发展使得诗歌离真理更近，离心灵更近，离沉默更近。但各种语言（诗歌语言）不论怎样发展，其传统的文化底牌都不会扭曲变形，其传统的、民族的语境不会丢失。我们的诗歌语言必须从“后殖民语境”中觉醒，它一方面基于当下性的前提，同时汉语的骨头也不能软。

汉语诗歌的“叙述策略”的转型已成必须！

2007-01-04 北京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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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白鸦 于 2007-1-17 10:54 编辑 ]

花语

具有学术讨论价值的好贴，挂起来大家学习：）

紫穗穗

继续收藏，等会来细读：），问好白鸦。

白鸦

此系列文章共计5篇，可能阵线初出江湖，非常感谢朋友们批评、关注！这次论战的中心在诗江湖、北京评论、扬子鳄、天涯诗会。欢迎朋友们前去观摩。这次定要用照妖镜把那些小鬼们照出原型！

S城写作

原帖由 力比多 于 2007-1-8 21:49 发表
力比多：点批白鸦（三）：消解道德底牌

此人已倾向于污蔑垃圾派，此人认为，老头子代表垃圾派。这明显地就是在污蔑垃圾派，明显地把“诗歌”拉入历史这头怪胎的子宫中。 “宗教”不是好东西，至少明白者已经看 ...

问好利比多，文理不太清晰，或许你的表述也可纳入可能性中的一种，或许。但“可能性”的真正目是无限多数，是复数，而非单数。这里的可能性有两个基点，一是当下性，一是坚持道德底牌，具有真正的悲悯情怀。其目的不是建立人间佛教，也不是要建立大同世界，可能性最终将为我们自身提供存在或生存的理由，是自诗歌出发的自救，而非宗教救赎。这跟政治可能有关，但并非绝对关联。

文壮飞

诗歌必须怀着正直的悲伤承担社会义务，体现知识分子的批判良知，体现对当下的责任、对未来的信心------不知道我现在能够做的是不是，认自自我与解构自我的良心发现，而现在对社会认识较浅，阅历太少，生活太少，所以当下写作较狭窄，问候你们了，继续关注当前写作的趋势与动态

可能性最终将为我们自身提供存在或生存的理由，是自诗歌出发的自救，而非宗教救赎----------对，十分认同

轩雨抚梦

问好老师！！这个道德你曾经在神性那里点过！

水牛

学习.

郁雪

学习一下高手理论

红方格

跟着学习一下。

陈言

支持下！

阿呆

问候兄弟！

蝙蝠

原帖由 力比多 于 2007-1-8 21:49 发表
力比多：点批白鸦（三）：消解道德底牌

此人已倾向于污蔑垃圾派，此人认为，老头子代表垃圾派。这明显地就是在污蔑垃圾派，明显地把“诗歌”拉入历史这头怪胎的子宫中。 “宗教”不是好东西，至少明白者已经看 ...

这个人一开始就没看懂白鸦先生的文章,还喜欢瞎搬理论和名词,文理不通,不仅可悲,甚至可笑!建议回家好好读点书再来.

蝙蝠

一是民间批判力的激活；二是承担社会义务、坚持道德底牌、提供有信心的文本；三是把当前的汉语诗歌创作从于坚、伊沙等提出的“伪现场”中解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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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见地的观点,好眼光.没有对当今诗坛有深刻研究和大的诗歌襟的话是绝对提不出来这些观点的,那些文化寄生虫就需要用这样的镜子来照一照,让他们现出原形,让他们为在诗坛上混日子感到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