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人和妓女\作者：王建华

清风冀

中国古代文人和妓女

作者：王建华

        一、   妓女与文人

        什么是妓女？说者各执一辞。台湾《中文大辞典》列了若干条义项“①妓,妇人小物也。② 妓，女系也，歌妓、艺妓。③妓，舞女也。④娼妓也。⑤ 美女也。”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妓女虽然隐秘地躲在人们正常的生活之外，却不时地对人们的社会生活、社会观念、男女生活关系乃至家庭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勿庸讳言，妓女问题，历来都被视为下三烂的东西而被社会嗤之以鼻。王书奴《中国娼妓史》说：“娼妓制度成立，社会上一般狎呢成风，因而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甚乃染了恶疮、贻害妻子、伤及后嗣……社会上拐卖典押人口风气大盛，叫人家骨肉流离，破坏美满家庭，堕落青年女子尤指不胜屈。故娼妓制度确为现代社会病态之一。”董乃强《话说青楼》中说:“个体婚姻取代了性混乱的杂婚制，就在这婚姻形式的渐变过程中，出现了世界上最初的卖淫。”原始的群婚现象中有群交乱伦行为，但在当时人们头脑中是无可厚非的。一夫一妻制固定下来之后，夫妻之外的性行为就要受到道德舆论的非议了。可以说，娼妓业的产生是伴随个体婚姻制的确立而产生的。同样，妓业的发展，是婚姻制度发展的必然产物。最早的娼妓应是巫觋。我国商朝时期流行巫教，其女性神职人员——女巫，名义上是巫，实际上就是娼。因巫客和富裕奴隶主的“供奉”，从事这一神职人员的女性，生活安逸。这种优越性，诱惑，吸引“下者”，使这一职业形成一定规模。但当时限于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文化水平，还没有学士阶层出现。据现有资料，世界上最早的有组织的商业性卖淫活动始于我国春秋时期。前685年，齐相管仲临淄设“女市”。《国语・齐语》曰：“齐有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通国用，管仲相桓时，立此法以富国”。董乃强则认为此举还可以招徕游士：“因此时，这一帮游士，都是权奇倜傥的不拘绳墨的朋友，非妇人醉酒不足以羁糜他们”（《话说青楼》），于是才形成稷下学派。可见，伴着妓业最早的组织性、商业化的出现，文人就与妓女产生了解不脱的天然关系。

        二、妓女的文艺修养与文人的诗酒风流

        所谓“艺”，即指妓女俱备的琴棋书画诗舞乐等文学艺术修养，同时也包括应酬交际等方面的能力。作为“女中精英”的妓女，如果色艺双全，往往可成为一件价值颇高的商品，对老鸨、嫖客、自己，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况且，来妓院的嫖客，有一大部分是飞黄腾达、喜好吟风弄月的士大夫或失意文人，他们往往是文化层次较高的社会阶层，这样，文人与妓女关系很密切，文人多风流之举，妓女也很敬重文人。于是妓院一方面为迎合嫖客的心理及爱好，另一方面也为妓院的生计着想，有意无意间，督促青倌、妓女学会吟诗填词、弹琴唱曲、品评世道人心和交际艺术等修养的培养与提高，甚至单独延师。因此，妓女、尤其是高等妓院的妓女，其才智及文艺修养水平，往往高出一般妇女之上。唐代的薛涛、关盼盼，宋代的李师师，明代的董小宛、柳如是以才艺闻名于世，无不与唐代以来文人士大夫的诗酒风流有关。 妓女，特别是高等妓女在人前颇具神秘性，她们整天山珍海味、绫罗绸缎，又能说会唱、日日诗书消遣，这种神秘的“乐神”表象，使文人好奇心勃发（当然其中也有对艳色的猎奇），而去探索和追求此中真意。恰在这种兴趣下，文人精神易被“乐神”感染，从而能得到精神的解脱；而妓女，也因文人的青睐，身价大增，甚至因此而留名丹青，垂诸后世，形成了文妓互动的双向满足。尽管中国传统都是“男效才良，女慕贞洁”，且又坚信“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把混迹于下层妓女当作“墨者”之列，但从“女市”开始，文人就往妓女处跑，唐宋时甚至把饮酒携妓作为一种名士风流，历朝历代有不少入仕者渴慕向往那“满贮群芳”的青楼，虽明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但还是把道德教训掷于一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此外，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文人更是多愁善感。加之文人多远学或远仕他乡，形影孤单不说，仕途亦多坎坷失意。这种精神委顿之际，找个能解风情、通人性而无利害冲突的妓女作避难所，亦是情理之中。白居易《琵琶行》说琵琶女“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而作者也因此感触自身的不得志，“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没有与琵琶女的江头邂逅，就难以找到被谪贬心情的渲泄口。于是，短暂的际遇激发了恒久的共鸣与记忆。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于是那种“英雄无用”的喟叹有了“有用”的场合。而柳永“偶失龙头望”之后，却于“奉旨填词”中赢得了妓女们“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的心仪。仕途失意，情场得意，也被文人当作是人生缺撼的一种弥补。娼妓作为职业，是专门给嫖客提供快乐的。虽说戏子无情，婊子无义，但失意文人及官僚士大夫们仍乐意与妓女交往，得到暂时的快乐。正如美国作家斯坦兹特克尔在《工作着》一书中引述应召女郎的话:“我让人家取乐可不一定是性方面的。很多男人在我们身上花钱，有些是想让我们干些不可思议的事……有些人满肚子话要讲，想找个人来听。”由于妓女处于社会底层，与文人士大夫没有利害冲突，许多妓女又善解人意。于是,妓女那种使人快乐，善于替人排闷解烦甚至泄欲的功能，赢得了文人的注目。元代文人流落勾栏，与娼优混迹风尘，于是,在娼优身上戏谑作谈，放狂欢愉，也找到了创作灵感。有些妓女沦身下层，处于黑暗的社会角落，对社会人生有着较常人更深的认识和了解，便一如失意文人消极隐遁或看破红尘的心态，游戏人生，或便如牢骚怨世者心态，发些惊世骇俗的言谈和怪诞举止，这恰与文人喜好清谈空论，耽于多愁善感的气质与性格相近似。于是，惺惺相惜，文人在妓女中找到了知音，通过接触，精神郁闷得以发泄和消解。

        三、文人、妓女与妓女文学

        “事实上，为官的而又能躲避由歌妓助兴的宴席是不可能的”（林语堂《中国人》）。历史上倍受后人尊崇的文人学者，如温庭筠、白居易、杜牧、柳永、秦少游、苏轼、钱谦益、侯方域等，因曾经与妓女有过不解之缘而扬名，也因此而留下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以抒写爱情为主调的词，离开婉媚动人而又多才多艺的歌妓就不能产生。中国最早的词集《花间集》就与妓女有关。其叙中说:“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家家之香经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用，自锁嫦娥。”从一开始就确定了词浓艳、言情的特点。 南北朝时，许多民间情歌传入青楼，作为妓女应歌的重要资料。这些情歌，又传入宫中，形成浓艳绮靡的宫体诗。以后，吟咏妓女的诗篇更是层出不穷。中唐后的元白体，晚唐的香奁体就是南朝宫体余绪。而以妓女生活、经历、思想、情操为题材的小说和戏曲，更是唐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一大内容。最早在小说中写妓女爱情生活的，当数唐代白行简的《李娃传》。宋元之后，描写妓院生活及妓女爱情故事，成了白话短篇的大宗题材。在中国小说史上，首先对妇女问题进行新的认识的作家是《三言》的作者冯梦龙。其中《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玉堂春落难逢夫》等，摆脱了历来封建士大夫对妓女的轻薄态度，而对妓女给以严肃的人格上的同情与肯定，其中妓女人物徐冬冬、谢士英、杜十娘、辛瑶琴、红莲等成了串联故事的关键人物。 中国以往的爱情故事所表现的爱情现象，无非是婚姻的成败、夫妇生活、家庭中妻妾纠纷、婚外恋与娼妓故事。从唐人开始，这些故事反反复复出现在小说中。《红楼梦》一书，已把传统的爱情故事悉数包举，而且对每一种表现，都在艺术上和思想观念上作了提炼，达到了后人无法企及的顶峰。但关于妓女问题，则只在薜蟠、冯紫云这些次要人物活动中一笔带过。于是，清末出现了继《三言》、《二拍》及《红楼梦》之后专写娼妓生活的小说品类———狎邪小说，代表作有《花月痕》、《青楼梦》、《品花宝鉴》、《海上花列传》、《孽海花》、《九尾龟》、《三笑姻缘》等。清末文人，由于受李贽、颜李学派及零散的西方思想影响，对社会和传统文化观念的态度较之以前有所不同。他们把创作方向转向处于社会底层的娼妓，甚至真实揭示剖析嫖客心理，虽然不免遗留着些儒家伦理的濡染，没少有陈腐的道学说教，但至少还没有虚伪到视男女爱情为禁区，倡“男女授受不亲”的地步。他们能真实表现妓女言谈，坦荡抒发自己的感想，“应当说比起那些膜拜程朱,，向高头讲章叩头和以说教别人为能事的人显得更可爱，更真实些。”（何满子《中国爱情小说中的两性关系》）这时期的作者多是中下层小文吏，虽然也像明清作家一样风流自赏，也多是妓院中挂号客人，但时代遭遇与个人境遇的不测，使之与理想失之交臂，只好涉足花柳风月场。他们不再以非窈窕淑女不为好逑，非倾国倾城之貌不与倾心为念，转而到青楼里找爱情。虽深知非明智之举，却实出无奈。与其硬性与淑女闺秀缔结良缘以应门当户对之虚情，不如自视穷酸措大身份而近真性情。佛曰万法随缘，文人、妓女与虔诚的宗教徒最易出入于此。中国历史上，文人地位因不同时代各有优劣，但地位最差、处境最恶劣的要数元、清两代。两朝中汉族文人所受遭遇着实令人寒心。“八娼九儒”的身价,“文字狱”使文人噤若寒蝉，在元杂剧和清小说中有许多流露。元代杂剧中文人形象主要有三类：怀才不遇的寒儒、风流狂放的浪子、愤世嫉俗的隐士，其中浪子形象，最能体现当时的文妓关系。元代文人身处下贱却心比天高、穷酸措大却怀兼济之志，由于心命过高而不得解脱，遂走向另一极端———自甘沉沦，伴着剪裁风月，徜徉于勾栏瓦肆，置身于娼优之中，偎红倚翠，以浪子形象生活，并以此作为自豪自傲的资本，幻想借此形象完成对社会和统治者的蔑视和反抗。这种自我作贱的反抗方式固然毫无社会意义，却因此得以亲近娼妓，所创作的娼妓题材的杂剧也比以往更富于艺术性和真实性。杜牧、柳永在他们的时代是弃子，在元人那里则成了真名士、倍受文人叹赏和钦羡。《钱大尹》中的柳永，《扬州梦》中杜牧，正是现实中乔吉、关汉卿等浪子文人形象的再现与摹写。当然,浪子风流只是元代文人生活一个侧面的反映，贪恋酒色而不轻薄少幸，也是元代文人形象特征之一。如《李素兰风月玉壶春》中，文士李斌十年功成名就，却仍钟情名妓李素兰，他说：“名上青楼，比为官还有好处”。《留鞋记》中郭华，爱上妓女王月英，《曲江池》中郑元与娼妓相爱，却始终不渝。元代文人与娼妓近似的社会地位，使之性相近，习相近，同声相“逑”，这样，文人与妓女之间沟通较为容易，日日诗酒风流，慕名羡色，也极易于发生爱情纠葛。更值得注意的是，元杂剧中的男主人公既放荡不羁，又钟情不渝，他们要求的是男女人格的平等，情趣的相投，无论大家闺秀或风月女子，均一视同仁，真诚以待。这与清末狎邪小说中文人与妓女关系一样，颇有惺惺相惜的味道。

            四、文人对妓女的态度及言论

        文人和妓女关系确实暧昧。有时文人出于书生意气，对妓女不免评头论足，一方面在骨子里看不起妓女，一方面又怀着种种心思去接触妓女，演出种种风流佳话，即使对风流佳话，文人们也往往表现出复杂而矛盾的心态。

        （一）“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这种文人把妓女当作婚姻的补充。一方面，反映了婚姻的不自由不如意，另一方面也符合一部分世人猎奇、喜新厌旧的心理。

        （二）“青楼梦好,难赋深情”。“青楼戏子无真情”。“青楼之辈以色事人，以财利已，所知惟谄，不知真情，朝秦暮楚，酒色是娱，强笑假欢，缠头是爱，况生于贫贱，长于卑污，耳目既狭，胸须自小，所学者奴颜婢膝，所工者笑傲谑浪，既使抹粉涂脂，仅晓争妍斗媚，又何知情之所之耶？”既提示了风月场合逢场作戏的实质，点明妓女生涯限于职业而不得不如此。但以道学的面孔看待妓女，要么避之如瘟疫，则安知社会全貌；要么违心交往，则哪一天，遇上真心，也会因此错过缘分。何况，既有此心态，则如何去读去感受浩如烟海的妓女文学作品呢？

        （三）“许多妓女在私下的感情生活都是同性恋者，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卖淫实际上是对女性作用的真正反抗和对异性的一种蔑视。妓女们感到男人只是禽兽般的动物，卖淫能使自己巩固自己的生活方式”。“娼妓和男色的故事除非有对人生问题的深刻发掘，否则在性爱上既是一种畸形现象，在爱情小说中也只能是偏锋”。前一句对妓女心理作了臆测，后者对妓女作了新的评价，但终究只是一种评价，实际上，妓女的心理要远比常人想象的复杂得多。

        （四）“夫秦楼楚馆虽属无情,然金枝玉叶，士族宦裔有情沦落非令其人，须具青眼而择之，其中岂无佳丽。况歌衫舞扇，前代贵为后妃者，他如绿珠奋极主之身，红拂具识人之眼……然则章台之娇娇，不大胜于深闺之碌碌者乎？”能于妓女中看到佳丽，并以膜拜仰视的态度给以妓女新的评价，确实须有独到的青眼和过人的胆识。妓女的出现，对家庭、社会道德确实有过不良影响，但一些妓女，也因特殊的身世遭遇、过人的才智学识，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做出过一般闺秀所不能的奇迹。

        （五）“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文人对吃青春饭的妓女给予心灵上的理解与认同，彼此引为知已，这种人在文人与嫖客中难得一见。因此，白居易才能写出千古绝唱的《长恨歌》，柳永才能写出一篇篇令世人感叹不已的词章。 总之，文人和妓女，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作为一种社会的文化现象，而具有种种微妙的关系。作为一种同样古老的职业，文人和妓女对许多文化现象的发生，对文化历史的发展，又有着深刻的影响，出现了种种的社会评价。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文妓关系仍将是一个难解的谜。值得探讨，值得研究。

【参考书目】

        1、董乃强《话说青楼》，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

        2、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2。

        3、（清）俞达《青楼梦》。

        4、《漫话明清小说》《知识窗》1982\6。

        5、史仲文《中国人走出死胡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1。

        6、何满子《中国爱情小说中的两性关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1。

        7、（美）奥尔加・克洛浦夫(著)王宏、李广田（译）《女人的奥秘》，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

        8、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9、魏崇新《一代文人的命运之曲———谈元杂剧中的文人形象及其意义》，《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