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歌、诗人、云南——答云南民族学院马绍玺先生十问

龙的妹妹

　　1、在文学已经被边缘化了的今天，您认为诗歌存在的基石是什么？

　　毫无疑问，文学已经边缘化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商品大潮冲击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冲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这种冲击使社会上充满了各种嘈杂的声音，而文学的声音在其中几乎被掩盖，文学中诗歌的声音就更是微乎其微了——诗歌更置身于边缘之边缘，作为诗作者，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整个九十年代，诗歌日趋黯淡、读者日益减少、诗神日趋寂寞，这是不争的事实。诗歌版面急剧萎缩，纯诗越来越难以发表了。但这些是否已说明诗歌已濒临死亡、永劫不复了呢？我认为：诗歌还在，因为还有不少能在商品大潮前保持身心和谐的诗人还在创造诗歌；诗歌还在，诗歌的传统像一条大江河，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诗歌的影响还在人类的血脉里，至少还在诗人的血脉中；诗歌还在，或许可以说，诗歌这条大江河现在正在低谷中百转千洄，纳百川以成深渊，一旦找到出口，蓄势已久，待激流迸射而出、飞湍直下之时，我们又可以迎来诗歌的另一个辉煌时刻……我想在新世纪初的中国诗歌，近期也不会有仿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那种轰轰烈烈、旗帜林立、一片辉煌，但诗歌还会一直存在下去，人类社会延续一天，诗歌就存在一天，诗歌不会消亡，只是目前或今后很长一段时间，诗歌由浮躁喧嚣转入沉潜蕴藉像一条在低谷中积聚着能量的大江河了。明白这一点，作为诗作者我就不会像有些人那样惶惶然、茫茫然以为诗歌的末日到了。我一直坚持诗歌创作，今后在有生之年，绝不会放弃对诗歌的追求。也因理解了诗歌和诗人在当代的际遇、处境，我觉得我的选择是在诗歌的“孤岛”上耕耘、挖掘下去，谁说集一生赤诚仍会见弃于诗神呢？

　　回顾一下泱泱诗之国中，自曲原以降，李白、杜甫、陶渊明、苏轼、李清照等伟大诗人的名字辉耀千古；现代的杰出诗人郭沫若、艾青也光芒四射；当代的重要诗人不少，他们仍然是洞烛我们生活的光……人类存在，其中必有诗人存在。如果说，诗是一个海洋，诗人即是汇入其中的溪流或江河；如果说人类是一座丰富的森林，诗歌即是其中最美丽的花朵。人类在，诗在；诗人在，诗不会不在。况且，诗人是一个集合体，诗歌亦是一个集合体。时光流逝，诗人代谢而诗常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社会转型时期，我以为，诗歌的基石不在各种潮流纷扰的外界，诗歌存在的基石就在诗人和爱诗的人的心中。诗人的队伍在分化，诗路上的人更少了，但这是喜是忧呢？因诗歌失去了虚幻的光环而更加接近真实，诗歌观照人生但却绝不是可以谋生的利器，我想，一些投机者便会“识时务”地离去，留在诗路上继续前行的诗人当更纯粹。对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诗歌并不是外在于我们生命的东西。诗一旦有一天与一个诗人相遇，诗歌便成为诗人的呼吸。诗读者呢？确实有些人不再读诗了，这绝不仅仅是诗歌这方面的问题使然——诸如诗歌的内容空洞、无聊，思想萎缩，有些诗是纯个人一己之私的无病呻吟，或语言上的晦涩难解等等；我们转身看看社会上各种媒体各显神通，“文化快餐”之类吞噬许多人的“八小时之外”；再之，我国公民中大多数人的钱包尚不算饱满，区区几个钱，除了衣食住行之外，人们在价值多元化的时代，生活方式上选择的余地很大；面对生产力快速发展带来的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的诱惑，面对节奏越来越快的现代化滚滚洪流下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用于文学消费的金钱或时间和精力的就少了。但我相信与诗有缘的人今后仍会源源不绝，有一种读者仍会在诗的花园里流连忘返——总有人留下，走的绝不是全部。

龙的妹妹

　　2、就当前的实际情况而言，云南地理位置的边缘性也意味着她文化的边缘性。身处当前这个文化多元并存的世界，这种“边缘性”对您的诗歌创作构成过影响吗？您认为这种影响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我们云南在祖国的西南边疆，我所生活的思茅市，更是“边疆的边疆”。思茅离省城昆明近五百公里，离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就更是十二分遥远了。思茅，无论从地理上或文化上来说，都是“边缘之边缘”。思茅二十多个少数民族杂居在起伏的山谷里、小小的坝子（盆地）中。佛教、道教的影响源远流长，而基督教、伊斯兰教与“多神崇拜”、“万物有灵”并存。比起汉文化深深浸淫的黄河流域、长江下游，我们云南就没有像汉文化那样强大的文化传统主宰其中，云南文化错综复杂、色彩缤纷，文化的历史和现实都是多元并存的。
　　有句话说：人是环境的产物。地理环境的边缘性意味着我在一种边缘文化的氛围中成长，这远离文化中心、远离主流文化的小地方，小花小草随意生长，不是花盆里的经过细细修剪的盆景，自然多一些天然朴素的形状、色调。我生长在山地的纯朴民风中，与我的环境血肉相关，在我活着的时候，我也能感觉到我是脚下的红土的一部分，看看身边那些贫穷的人，我会想到我的祖先父辈的艰难岁月而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我生长的这块边缘的土地，长期濡染，我的人格、气质都受到她的影响，这种影响，当我呆在家乡时，浑然不觉，但一出远门就能深切地感受到。走在北方那汉化的大街上，只见所有的人都温文儒雅、不愠不火，我感到压抑。我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不要在公共场所喧哗影响别人。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与同伴说到有趣处就忍不住笑出声来，抬起头来看看别人斜睨的眼光，在那汉化的公交车上我显然是一个“异己”——此时，地理文化的边缘性在我身上隐约表现出来，别人察觉我也自觉到了。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少一些规矩的“山高皇帝远”孔子也远的地方，我天性自由。我的带有环境文化的生命，使我自由写作、无所顾忌，写我见到的、想到的，作品题旨或深或浅都不是我预先设定的，我自然地写、使生命流到诗歌中去，不做作、矫饰，不畏惧也不回避什么。“边缘性”对我的诗歌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另外，地理的边缘性使我“在山泉水清”，多一点纯净、少一分复杂有什么坏处呢？边疆的清风朗日、山地民歌的真挚朴实影响我的审美眼光，我希望我的诗作是原创的而不是城里有些人那样的“互文式写作”。地理的边缘性帮我拒绝了一些外界过于嘈杂烦躁的声音。即使在当代的交通、通讯条件下，偏远地区的文化信息量远比都市的少得多。我想，文化信息量太大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整日忙碌浮躁或整日趴在网上，“头脑成了别人的跑马场”，时日既久，恐怕要失去自己的思考能力和自己的声音，对一个作者来说就是失去自己的个性。失去个性的作品、人云亦云、陈词滥调的作品有什么存在价值？如此看来，身处边缘之地何尝不是我的幸运？主流文化之外的边缘的地方，触动我思考的东西不同，捕捉到的意象不同，诗便成为我的、自己的，独特的作品奉献给世界，有什么不好？
　　我看到的“边缘性”，意味着诗歌生长的多种可能性——边缘的阳光呼唤众多健美的诗歌孩子踊跃出土：鲜活、健康、每个都表情生动而自然！

龙的妹妹

　　3、那么，您诗歌的创作影响主要来自何处？它们在您的诗歌中有哪些表现？
　　首先我想谈谈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我诗歌的重要源泉之一。这倒绝不仅仅出于我爱她才这么说。我的母亲无意之中（她现在也不知道“诗人”为何物，我只是她眼中一个不成熟的小女儿罢了）给我讲过许多山中女人的故事，许多几十年前或近代的女人生活的故事中，很多女人的形象在她的讲述中栩栩如生。母亲不是编故事，她说到的一个个都是真名实姓的女人。这些故事在我小时、在我记忆中留下深深印象。那些善良的、美丽的女人为什么遭遇那么多不幸呢？母亲讲的实例愈多，我心中的问题越多。我母亲所代表的是这块边缘的土地对我的启发，使我在未开始写诗之前，思考这片土地，特别是这片土地上女性的命运。脚下这块边缘而实实在在的母性的土地，使我走向诗歌，走向我的以女性题材为表现对象的已写了一百一十多首的大型组诗《龙的妹妹》。

　　可以说，我的诗歌的创作影响来自古、今、中、外。这其中哪个因素对我影响更深呢？
　　我小时候对偶然接触到的古典诗词就很感兴趣，初读时只觉得古诗朦朦胧胧，但觉得很美、很吸引人。高中的时候，把《唐诗三百首》和《历代词萃》那些书翻来覆去地看，到我开始自由体新诗创作时，我已喜欢古典诗词十来年，笔记本上留下些拟古体诗。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诗词，对我的新诗有深深影响，就拿我的组诗《龙的妹妹》来说，其中《东方美人》、《女娲》、《造字的女人》、《未亡人》、《贤妻良母》、《宫怨诗中的女人》、《赤足走过故宫》等诗，如果我没有一点古典文学素养，没有对中国女性“闺怨”、“宫怨”的诗歌传统的一些知识，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一定的了解，这样，许多《龙的妹妹》名下的许多诗篇都不会出世。
　　二是，外国文学也给我的诗歌生命注入活水。我并非很早以前就发誓要当什么“诗人”，因此，当初我凭着自己兴趣的带领，几乎是在喜欢古典诗词的同时，我也大量阅读十八、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名著，读过许多大师的长篇小说，许多诗歌杰作，这些也影响到《龙的妹妹》的创作，诸如其中的《维纳斯的挽歌》、《海伦》、《莎乐美之舞》、《西尔维娅•普拉斯》、《夏娃》等诗，就得力于我的外国文学修养。并没有人指点我读什么书，早年，我搜罗到古、今、中、外的任何文学书籍都会猛读一气，另外，抑制不住的求知欲使我抓到书就读，这样，也读了许多“杂书”，文学、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乃至天体理论物理方面的书都读，我觉得各种书籍对我心灵的成长、对我的诗歌写作都裨益多多。
　　中华传统——曲原、李白、杜甫、陶渊明、苏轼、李清照乃至当代的毛的诗词，还有洛夫、余光中及当代许许多多诗人的诗，都给过我生命的营养。西方传统（姑且这么说吧）——但丁、莎士比亚、普希金、波德莱尔、白朗宁夫人、雨果、艾略特、泰戈尔、博尔赫斯等诗人的诗歌我也认真地大量阅读，这些外国文豪拓展了我的诗歌视野。比如中国传统诗歌中的意境、西方诗歌中的意象我都学习……兼收并蓄、海纳百川，以此熔铸成自己的诗歌风格。
　　我喜欢古今中外许多诗人的许多具体的诗篇，我的心开放，接纳一切我认为美的东西，惟愿自己的诗心不要狭隘，诗歌写得不要“小家子气”，写出别人所不能写、独具特色的诗歌。

（“毛的诗词”maozedong的诗词）

[ 本帖最后由 龙的妹妹 于 2012-7-3 11:02 编辑 ]

龙的妹妹

　　4、当前云南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得失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您对当前云南（乃至全国）少数民族诗坛现状持何评价？
　　关于“云南少数民族诗坛”我知之甚少，手头缺乏文本、资料，无法总揽全局、切中肯綮。只谈一点粗浅的印象。云南少数民族诗坛前辈众人熟知，我仅谈谈关于几个年轻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印象。
　　我感到我省不少少数民族青年诗人有一种使命感，他们的作品中大量地表现民族题材，竭力要向世人显示本民族的文化，李骞、哥布、艾吉、柏叶等诗人都写了许多挖掘、弘扬本民族文化的诗。举个例，我感觉哥布、艾吉等几个哈尼族诗人的诗比较本色，很多诗写得纯净而又深邃。读他们的诗歌，我们仿佛能伸手触及哈尼人的生活；能感觉到诗人与哈尼文化的水乳交融，诗写得本真而纯粹，没有抽象、空洞说教的东西，他们揭示或表现出的哈尼民族的存在是实实在在的、具体可感的，真切而富于韵味。他们的诗歌的多角度、多侧面的观照，使哈尼民族的民族性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中凸现出来。彝族诗人李骞的长诗《彝王》写得恢弘大气，仿佛有一个生命力十二分充沛的王者气度非凡地走来，从“彝王”的身上我们也能窥见彝族人民的精神气质……这些诗人的诗，从很深的民族文化的积淀中跃然而出；诗人本色，诗歌也独具特色。但是，有些少数民族诗人，表现民族题材流于表面，浮光掠影或吉光片羽，仿佛拾到大河面上的几朵浪花，而民族那深潜的河流却完全屏蔽在诗之外；更有甚者，有一些诗只不过有一些猎奇色彩，境界陈腐、形象呆板、千篇一律。一个民族，内在的是什么呢？民族精神怎样？比起那些无关痛痒的民族花边，我想，对于民族性，我们更应该由表及里、深深挖掘！

龙的妹妹

　　5、在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中，云南获奖数在全国名列前茅，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我已经注意到云南的作家、诗人多次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中获奖。作为云南人，我自然为此感到高兴。起码，获奖说明我们的“边缘文学”也有存在的价值和理由；获奖是对一些具有地域地方色彩、民族文化底蕴的作品的褒扬、肯定。值得高兴，值得几分自豪。
　　我想起一件小事。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次云南少数民族作者笔会上，我听到一个北京来参会的一个中年编辑对一个年轻的、在云南颇有名气的少数民族诗人说：“你的诗集只要用少数民族文字印刷，在北京（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中）就一定能获奖”！试问为什么“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印刷”的诗歌文本就一定能获奖呢？
　　我们知道云南历史以来经济、文化一直比较落后。后来，二十世纪后半叶，涌现出了不少全国知名的作家，特别是五十年代，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包括影视作品）曾经被人津津乐道。但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却听人说过：“三年不看云南的报刊杂志绝对漏不掉一篇好文章”！这是一个内地的行内人，他表示他的关于云南文学的观点在内地具有普遍性。他也许狂妄不足为凭。我们看到的另一面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对云南少数民族作者却倍加青睐——奖状一张又一张频频递过来。
　　云南少数民族作者获奖，除了自己的作品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外，是否真正是上乘之作，足以在群星灿烂的全国的文学背景前屹立不倒？等等。我只希望，以前或今后获奖的少数民族文学作者，能否认真地回头审视一下自己的获奖作品？能否充分意识到自己作品的分量、质地，以利于今后在文学道路上虚心前行！
作家、诗人，必须以作品本身说话。

龙的妹妹

　　6、就当前的创作水平而言，现阶段云南少数民族诗歌如果要在创作质量上更上一层楼，需要解决哪些（创作）问题？方向应该朝向何方？

　　我想，诗人个人的文化修养（不仅仅是“文学修养”，多种门类的知识储备）、自身的综合素质绝不是无关于诗歌作品的东西。我们胸怀如何？反映于诗就是诗的气度如何；我们的境界如何？反映于诗就是诗的格调高下；我们的文化视野如何？反映于诗就是诗的意象坚硬与否；我们的深度如何？反映于诗就是诗的深刻或浮泛……正所谓“功夫在诗外”。文学仅是观照生活的一个角度。试一试换一种历史的、文化的、宗教的亦或经济的角度来看看生活，如何？
　　多钻研、多占有一些知识，多方面地发展自己，提高自己的生命质量，我想也有利于诗歌质量的提高。诗是人写的，一定意义上说是诗人生命的外化；如果生命贫弱，其诗歌的苍白浮浅当不可避免。历代诗人中（中外一般的情形），为什么有人是伟大诗人，有人是杰出诗人或优秀诗人或重要诗人，而很多诗人都只是诗史后面的“背景诗人”或者说平庸的诗人呢？我想，诗歌大师们，不仅仅是天赋异秉有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还因为他们在后天环境下，凭了自己十分努力地汲取知识、勤于思考、坚持不懈的敬业精神等才成就了伟大诗篇、取得卓越的诗歌成就。比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诗人艾略特就是“学院派”诗人；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诗圣泰戈尔在青年时期就受到了东西方（曾留学西欧）良好的教育。而二十世纪末刚去世的大作家、大诗人博尔赫斯是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
　　开放心灵、开放视野，多多学习，融先人、他人的智慧于自己的血肉之中，个体生命不断地进步，素质日臻完善，就好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所见当更加深远而澄明，诗人所见异于常人或更深邃，诗便瑰丽神奇、含蓄蕴藉而余味无穷！
　　另一方面，学习中外诗歌技巧为我所用，增强自己写作的技能，更好地表情达意，使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仅有诗思灿烂而拙于描绘编织丰满的诗歌意象也不行。“思想”与“技巧”双桨并行，快捷而稳健地可以横越种种不同题材的大江大河。
　　脚踏实地，从诗人本身开始。

龙的妹妹

　　7、在人们的生活已被信息重重包围的今天，“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包括文学活动在内的人类的一切生活，都避免不开“数字化”的冲击。请问，您认为“数字化”的日趋渗透将对您的诗歌创作以及整个云南少数民族诗坛产生怎样的影响？

　　听说外面的作家们都用电脑写作了，闻之心动便去买了一台旧电脑。后来，曾有人游说叫我上网，但我至今没有上网，也没有用电脑写作，因几乎仅仅限于诗体写作，灵感来时匆匆挥就，不习惯坐到电脑面前写诗。也许我确实落后于时代了。今后，我也将用笔把诗写在白纸上——我不能想象诗能够“批量生产”，电脑，我只把它当作学习的工具。
　　我知道，计算机作为一代文明的产物，有一种趋势，已愈来愈成为现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人们的工作、生活、娱乐都可以全部数字化，我们已身不由己愈来愈多地生活在数字化当中——即使没有个人电脑，是否能逃身于数字化之外?数字化成为我们的环境，即使像思茅这样偏远的小地方，也有一些人拥有个人电脑并上网了。在我们漫不经心之时，数字化正逐渐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这个速度越来越快的世界，作者会不会在瞬息间从几何级数增长的“浩如烟海”的信息中迷失自己？
　　说到“数字化”对云南少数民族诗坛可能的影响，会怎样呢？一个人长期生活在一个环境中，对身边的一切熟视无睹，视觉钝化、感觉老化；到远方去走一走，常常觉得他乡与此地种种不同。类似的，到国际互联网上走走看看，了解、思考网络文化，在巨大的文化差异的背景下有利于反观自身，自己民族的文化面貌更加清晰；一个有民族文化心理的少数民族诗人，在网络文化的冲击下，也许，诗思会更加活跃并得到升华？另外，数字化时代先进的网络通讯技术，对弘扬少数民族文化有助益；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也可以借助互联网，推向更广大的世界，或许？

龙的妹妹

　　8、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蔓延的今天，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人都在考虑着各民族的文化身份和民族文化的境遇。请问，您的诗歌对这一问题有思考和表现吗？如果有，您认为（您诗歌的民族性）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中国，正积极谈判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正加快步伐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当中去。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随着岁月流逝，物事变迁，文化变迁（式微或崛起），没有什么事物能真正固守原初的状态。变，是这个世界的特征之一……如果岁月倒退五百年，哪一个女子会有“龙的妹妹”的思想并敢于形诸文字呢？
　　外界在变化，总是在触及我们、改变着我们。每一个民族都要生存，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滚滚潮流之下，哪一个民族能固守山头、完全独立于时代潮流之外呢？我想每个民族在珍重本民族文化时，也应该学习进步、学会进步。我理解的“民族文化身份”，并不是僵死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中，本民族的根源仿若决定我们生命的基因，我们是无法扔掉、剔除的，这是我们民族的文化身份存在的基础；但是，基础之上，我们观照世界的方式都因时代不同而变化不居。
　　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单方面地改变世界的力量，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文化的交流也更加广泛而频繁。甚至影响到政治。在经济全球化面前，哪一个民族国家的国界真正界限分明？同理，经济全球化、世界网络化面前，哪一个民族能毫发无损地固守自己？全球化对文化而言是一个陷阱，全球化的涡流使我们日渐丧失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许多人为此忧心忡忡。民族文化中历史的沉淀物太多太重，使我们面临新的时代的文化选择时心里有障碍。地球文明的进步有其本身的规律。有一种现象：有些内地作家，有一种以中原文化为华夏中心的文化优越感；而我们中的一些少数民族作者呢，有没有以本民族为一个圆圈的狭隘？
　　当代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包括外来文化）之间的冲突，无疑会给我们以新的启示，新思想的诞生或者说生成，意味着出现杰出的作家或诗人。有什么必要据守一个古老的城堡而不是勇敢地走出或拆掉藩篱呢？
　　当我写作《龙的妹妹》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并没有感到我“失落了”我的“民族文化身份”。一个中国女人写众多的女性角色——不限族别，古今中外——整个女性世界我都力求纳入视野之中。我出生至今，未离开过祖国半步，我是中国女人、东方女子，“中华民族知识女性中之一员”是我写作时自觉到的民族文化身份。
一个当代中国女诗人与外国同行中的女诗人相比，作品写得肯定不一样；我崇尚诗歌的原创性，追求诗歌的个性化，我与国内同时代的女诗人相比，我想写出真正属于我的诗歌。我不是经常考虑“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十分注意“民族文化身份”的诗作者。我想，我可以这样理解：其实“民族文化身份”中的“民族”的内涵可大可小，小则指某个作者的生身民族，我们云南就有26个“民族”；大则可指“中华民族”、“日尔曼民族”、“大和民族”等等。如果我的作品表现的是“中华民族”这个民族文化身份，这又有什么不好呢？作为诗作者，视野尽可宽些，笔触尽可深些，思想尽可独到乃至独辟蹊径。对我来说，只要我笔下的诗歌是独创的、能向读者提供一些新思想、新感觉就好。诗歌质量，才是我最注重的关键所在。

龙的妹妹

　　9、赫胥黎曾说：“在很大程度上，民族是由它们的诗人和小说家们创造的”。您怎样理解这一命题？

　　每一个民族的存在都具有本民族的一些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东西：诸如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历史文化、经济生活等都有自己的特征；在这些基础上形成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形成某种有特定内涵的、相对稳定的“民族精神”。每一个民族都需要自己的代言人，需要伟大的思想家——而伟大的思想家何在呢？伟大的诗人、作家常常就是伟大的思想家（尽管伟大的思想家不一定是作家、诗人），他们是“民族”最好的代言人。纵观中外文学史，哪一部文学杰作的背后不是以深刻博大的思想为根基的？《神曲》、《浮士德》、《荒原》这些长诗和它们的作者是浮浅苍白的吗？但丁使我们记住意大利；哥德使我们记住德国；艾略特使我们记住英国……因为他们，意大利、德国、英国这些民族国家的名字在世界上更加明丽、响亮；他们杰出的文学作品在历史长河中的影响远远超过政治、经济或其他影响；他们的与日月同辉的名字是与他们身后的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不仅是“民族的代言人”，不仅揭示了本民族的存在；通过他们天才的笔，他们不仅使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得到准确、优美、深刻的表达，同时，他们创造的具有新颖独到的思想的作品将随着岁月推移而渗透到本民族（乃至人类）的血液中去……伟大的诗人、作家，他们不仅是本民族的伟大代表、代言人，他们也创造了民族——不仅创造了自己的民族，同时也创造的人类。
　　再看一看：我们读过俄国作家萧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后，我们对“哥萨克”的民族性和生命力还能说不了解吗？读过美国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长篇小说《宠儿》、《所罗门之歌》，我们难道不震撼于历史中黑人的悲惨命运和灵魂哀歌吗？而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不仅让我们了解哥伦比亚的“百年孤独”，还让我们了解并理解拉丁美洲、甚至地球文明的“百年孤独”……
　　是的，我赞同这样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很多程度上，民族是由它们的诗人和小说家们创造的”。

龙的妹妹

　　10、与上述两个问题相关的另一问题是，您认为当代云南少数民族诗歌应该怎样才能更好地参与到当前云南的文化建设事业中来？比如，您认为云南少数民族诗歌在云南迈入“民族文化大省”的进程中能起些什么作用？

　　在“中国特色”中，包含“特色文化”，这在“十五大”的基本纲领中就强调过。而我们云南，政府方面基于云南多种民族杂居、民族文化异彩纷呈即云南拥有独具价值的民族文化资源的前提下，确定了“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文化战略，继之，云南省作协提出并倡导“建设民族文学强省”，号召云南作家重视发掘自己的本土文化，不仅要重视、表现、创新致力于民族文学的创作，还要争取建“民族文学强省”（相对于国内其他文学强省绝不逊色甚至超过它们）。
　　诗歌、诗人方面。当代云南少数民族诗歌应该怎样才能更加好地参与到当前云南的文化建设事业中去？
　　对“云南少数民族诗歌”或“云南少数民族诗坛”这样的说法我感到困惑。“云南少数民族诗歌”指的是一切以少数民族题材为抒写对象的诗歌呢，还是云南少数民族诗人写的民族题材的诗歌？这个概念本身就有些模糊。另外，“云南少数民族诗歌”是不是非要表现民族题材？“民族”的概念是否可以大些，比如“中华民族”？
我想回顾一下二十世纪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诗人，看他们与“民族”二字的关系怎样？
一九八四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捷克诗人塞弗尔特，出生于布拉格城郊，他写过许多赞美布拉格人情风物的诗篇，被当时的人们热情地称为“布拉格的百灵鸟”，但他的思想、他的诗歌仅仅限于“布拉格”吗？关于他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辞是：“他的诗富于独创性，新颖、栩栩如生，表现了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多才多艺的渴求解放的形象”。他显然超越了“布拉格”——这代表了一定民族文化背景的城市而走向世界。
　　一九六六年，瑞典籍犹太女诗人纳丽•萨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这样评价她的诗：“她以动人的情感的张力，描述犹太民族世界性的悲剧，而表现于具有苦涩美感的抒情哀歌及戏剧性的传说中。她那象征意味浓厚的语言大胆地融合了发人深省的现代语汇和古代圣经诗歌的典故。她完全与其同胞之信息及宗教神秘观认同；她创造出一个意象的国度，不避讳死亡集中营及焚尸场的恐怖真相，却又能超越对迫害者的仇恨，只是呈现出面对人类鄙行时所感受的真诚哀伤”。颁奖辞已精辟地说明了萨克斯与民族、与世界的关系。
　　纵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殊荣的诗人，绝大多数不是以某个具体的民族的民族文化为唯一表现对象的，他们视野开阔，题材广泛，比如墨希哥诗人帕斯、俄国诗人布罗斯基、希腊诗人埃利蒂斯、智利女诗人米斯特拉尔、爱尔兰诗人叶芝等等大诗人，他们的观照对象要比自己生身的那个民族要大得多，因而他们的诗作具有世界的意义，属于全人类。
　　我并没有“诺贝尔情结”，重要的是，读一读那些真正意义上诗歌大师的作品，每个诗作者就可以有些自知之明从而更加虚心地学习和写作。既然走进诗路、追随诗神，有什么理由一辈子只作些无病呻吟或作些昏聩老婆婆式的唠唠叨叨或作些西施效颦？或者一辈子只盯住自己的门槛？人类存在，不管是什么国家、什么民族的人，有一些东西都是我们要共同面对的；人类有一些永恒的主题，如生、死、爱等等，古往今来，许多人写过而无法穷尽其内涵，是常写常新的题材。看看大师们是怎样处理自己与民族、与世界的关系的。
　　另外，我想说的是，诗歌创作并不是某种概念或某种哲理的机械图解。诗歌并不能像现代化大工厂那样进行规模生产＝诗歌也不可能像市场上的商品——社会上要求什么就供应什么样的“诗”。
诗歌创作有其内在的规律。
　　尽管历史以来诗歌曾有过种种流派，但具体到某个诗人，他的诗写得好坏与否完全取决于诗人个体的生命基础、生命质量。有能量的诗人会成为一个独特的精神现象。我们活着的一天，多多汲取多种营养，既立足本土（本民族），同时，尽量地眺望远方、看到远处、深处，争取使自己的灵魂富有、精神博大，从而，实现诗人成为诗人、诗成为诗的质变和升华。
　　对民族题材的把握，必须诗人心有所感时才能成诗，诗毕竟不是纯粹的知识的贩卖。诗又怎么能急功近利或趋附潮流呢？对于少数民族诗人，如果想成为本民族民族文化的承担者、代言人，那么，潜心地浸渍于民族当中去吧，同时，不要忘了看世界——在巨大的各种文化的参照系下反观本民族……至于诗，但愿每一首诗都在灵感充满的状态下诞生，没有任何牵强或勉强，没有任何形式的催生。
　　如果云南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每一首都写得出色，每一个诗人都很努力，自然也就为“建设云南民族强省”做了一点实实在在的事，尽了一份责任。


                                            　　　　　二零零零年五月十六日于寓所

龙的妹妹

　　我曾很认真地回答了云南民族学院马绍玺副教授的一个纺谈；那个时候，我甚至还不是网民，而现在是家里两条包年网线、个人有三台电脑、前后两次在诗歌报当版主，与朋友们建立的大家诗歌论坛也已经存在四年多.....我已变成名副其实的网民了。也许，有些问题并未陈旧不堪？那个时候我作为诗人一点也不浮躁.....
　　发上来跟大家交流。

龙的妹妹

一字不改发上来。第三个问题的回答因为一个什么词发不上来，过会再补充上来。

囚雪

非常感谢龙妹妹的分享：）晚上有空来细读。

龙的妹妹

原帖由 囚雪 于 2012-7-3 10:41 发表
非常感谢龙妹妹的分享：）晚上有空来细读。

谢谢囚雪。
时过境迁，不知道读这篇小文，网络诗人们会有什么感想？

无哲

一个访谈呵：）
区固三天支持。